“许将军！”
“我们希伯来人，是上帝亲手挑出来的子民，也是夏国的老朋友！”
“早在大唐那会儿，咱们就顺着驼铃声进了中原；后来海船靠岸，泉州、广州、杭州，哪儿没落过脚？”
“宋朝时开封城里那一片犹太街坊，官府发的路引、批的地契、准的户籍，哪样不是白纸黑字？不光能做生意、买田产、考科举，还能娶汉家姑娘、穿交领袍子、写一手好楷书……跟本地人比，差在哪？”
这话倒不算瞎编。自唐以降，希伯来人散居大夏各地，确曾安稳过几百年。开封犹太社群鼎盛时，建synagogue、设拉比、刻碑立石，连皇帝御赐的匾额都还留着拓片。他们用汉字记账、按节气过逾越节、孩子取名也学“彦博”“子淳”这类雅号。可日子一长，祠堂香火淡了，经卷蒙了灰，三代之后，连自己祖上是从哪条河畔迁来的，都说不大清了。
艾布特这番话，许寿年听着只当耳旁风。他心里清楚，对方嘴上念着“老朋友”，实则盘算着划一块地、挂一块牌、立一个“永久居留”的名头……想都别想。
但他没当场驳斥。
希伯来人有钱，真金白银堆得厚实；许寿年看不上他们的人，却看得上他们的钱袋子。
眼下黄埔系正紧锣密鼓推货币统一，新币定为纸币。可纸币一出，防伪就是生死线。战时最狠的刀，未必在前线，有时就藏在一叠钞票里……印假钞搅乱敌国金融，早不是新鲜事。
二战那会儿，日耳曼帝国让一帮希伯来技工在柏林地下作坊里闭门造英镑。那些钞票，水印是手雕铜版压的，油墨配比精确到毫克，连纸张纤维走向都复刻原厂。结果三年工夫，市面上三分之一的英镑，是他们印出来的。
许寿年烦他们，可更清楚一点：这群人钻钱眼儿里的本事，全世界找不出第二拨。
若能把这套手艺抠出来，再让夏国的技师拆解、重铸、翻个倍……那新币印出来，别说仿，连摸一摸都怕烫手。
他对自家匠人信得过。
平行世界里，“法币”刚在市面上铺开，小鬼子第九研究所就盯上了。山本宪藏少佐领头，起名“杉工作”，表面借民间印厂名义，实则把上海顶尖的制版师傅、日本最好的凹印机、连同德国进口的防伪油墨全拢进同一个车间。
最后印出来的五元、十元法币，旧得发黄、软得带韧、边角磨损度都照着市面流通款反复调试。战后大岛康弘从印刷厂出来作证：“拿在手里，连银行柜员都得对着光翻三遍。”
许寿年听完汇报，只点了一支烟，烟头明明灭灭：“让他们来。带齐家伙，带齐脑子……来了，就别想着空着手走。”
日军将这批假币秘密运入大夏国，交由驻军、沦陷区日资商社及伪政权机构使用。为掩人耳目，他们刻意将假币与真钞混杂投放，浑水摸鱼。
这批假币顺利流入市面，流通无阻……足见其仿真程度之高。
至二战结束，日军共印制伪法币逾四十亿元，其中三十亿元投向大夏国境内：部分充作军费，部分用于采购物资，另有一部分则用以收买汉奸、扶植亲日势力。这些假币不仅重创大夏国金融秩序，更使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面对这场“假币攻势”，大夏国亦展开反制。军统局长戴立牵头组织“假币反击行动”：先与美方、英方造币企业达成合作，继而在歌乐山深处建起一座隐秘印钞厂，专事仿制日元、日军军票及伪政权所发纸币。
日元仿制数量极少……因原版印钞纸掺入日本本土特有植物纤维，大夏国难以获取同等原料。
为确保逼真，戴立通过内线从伪银行手中取得全套印版，歌乐山印钞厂连夜翻制，昼夜赶印。成品与真币几无差别，连银行验钞员也难辨真假。
该厂累计产出假币一万五千箱，换回黄金、棉纱等大批战需物资。
倘若……
大夏国货币令敌国无法复制；
倘若……
大夏国印制技术令西方列强真假莫辨；
那么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胜者必属大夏！
眼下，这群希伯来人自己送上门来。
许寿年自然要榨干他们最后一滴油水。
这，正是他为何对眼前这位希伯来商人虚与委蛇的根由。
“那是，那是！”
“咱们大夏百姓素来好客，朋友来了有好酒！”
话音未落，许寿年目光直落艾布特脸上，开门见山：“艾布特先生，希伯来人漂泊天下这么多年，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吧？”
“放心！”
“黄埔军若拿下远东，必全力支持贵族在那边设定居点！”
“住房、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