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慢慢坐起来，把脚悬在床边，弯腰看了看脚底。左脚跟的水泡在灯光下像一颗透明的珠子，周围一圈红，里面的液体在光线下微微晃动；右脚掌那个破了的，边缘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痂，痂是半透明的，下面露出一层嫩肉，碰一下还是疼，像有人用针尖轻轻刺了一下。她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左脚跟的水泡，软软的，不疼，但能感觉到里面有液体的波动。她把手缩回来，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把它挑破。她想了想，决定不挑。让它在鞋里自己慢慢消失，是最安全的方式。她站起来，把脚踩在地板上，疼了一下，但能走。左脚先着地，脚跟微微抬起，让压力避开那个水泡，然后右脚再落下，每一步都带着一个很轻的停顿，像在试探。
她拖着步子走进卫生间，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嘴唇干裂，颧骨上有一道红痕，是昨晚在药店门口撞到门框留下的。那道红痕已经变成了暗紫色，边缘有些发青，像一小片淤青。她已经不记得那是怎么撞的了。她用手摸了摸那道红痕，不疼，但能摸到一道微微凸起的细线，皮下有一小块硬结，像一粒埋在皮肤下的豆子。
她洗澡，热水冲在腿上，肌肉的酸痛在温度中缓慢散开，像冰被慢慢融化。她站在花洒下面，水从头顶流下来，流过她的肩膀，流过她的背，流过她腿上的每一块酸痛的肌肉。她闭上眼，让水带走了那些还在皮肤里的寒意。洗完澡，她穿上衣服，深蓝色的长裤，白色衬衫，头发盘起来。她没有穿昨天那双鞋，换了一双旧的平底鞋，鞋底很软，走起来不磨脚。鞋面是帆布的，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鞋带系得松松的，不勒脚背。
她的办公室里没有备用鞋，也没有备用衣服。她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需要换鞋换衣服的情况，在她把所有的意外都想遍了之后。她以为伞就够了。她以为多带一把伞，就能挡住所有的雨。但昨晚的雨，不是一把伞能挡住的。昨晚的路，不是一双高跟鞋能走完的。那三个小时的路程，每一步都在告诉她，她需要一些能让她在雨中行走的东西，一些不需要依赖电力、不需要依赖信号、不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抛锚的东西。一双雨鞋，一件雨衣，一件干衣服，一条毛巾。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不会说话，不会提醒她，不会问她要做什么。但它们会在那里，当它们被需要的时候。
她出门前，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鞋柜里的那双高跟鞋。鞋面已经干了，但鞋底的泥土还在，鞋帮的边缘有一道裂纹。她伸出手指，轻轻刮了一下裂缝的边缘，有干泥掉落，落在木地板上，像极细的沙粒。她没有弯腰去捡，只是看了很久。那双鞋陪她走过很多路，昨晚陪她走了最远的一段。它旧了，累了，但还能穿。她把它穿上了——穿上它，遮盖住那些伤口，不让任何人看见她脚上的痕迹。同事们会看到她的背挺直，却不会知道她的脚底有颗水泡，正被她踩在鞋底，一点一点地压扁，压进鞋垫里。她穿上了它，它还能遮住脚，遮住水泡，遮住那些还在渗血的伤口，把疼痛藏得很好。
她下楼。单元门口的地面已经干了，看不出昨晚雨水的痕迹。路面上的积水已经退了，柏油的颜色恢复了正常的深灰，阳光照在上面，干燥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辆白色帕萨特不在。王志强的车也不在。那辆SUV没有停在楼下。街上很安静，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扫落叶，扫帚划过路面的声音很轻，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单调的节奏。她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昨晚充了一夜的电，屏幕亮了。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新短信。只有一条陈志刚的消息，是凌晨三点发的：“王志强没有大碍，左臂缝了七针，已回家休养。那辆SUV的车牌查不到，是套牌。你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她看着那条消息，回复：“好。今天正常上班。”
她沿着街道走了大约十分钟。没有车，没有出租车，没有那辆黑色哈弗。她在一家早餐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认识她，多给了她一个塑料袋，说“下雨天，路上滑，小心点”。她把塑料袋叠好放进口袋，边走边吃。包子是白菜馅的，不太热了，但她吃得很慢。
到了管委会大楼，前台的小李已经在了。看到她，愣了一下，目光落在她脚上。
“杭主任，您今天穿平底鞋？您平时不都穿高跟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