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不设上限。但要审计。钱花在哪，必须清清楚楚。”
翻到第五页。
“重奖……这个先不定具体数字。看成果说话。”
他把笔放下，端起茶缸，喝了口茶。
旁边的秘书问：“老首长，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发？”
“现在。”老首长放下茶缸，“越快越好。”
秘书拿起文档，转身要走。
“等一下。”老首长叫住他。
“还有一件事。”
秘书停下来。
“这个方案，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悄悄地做。人回来了，再说。”
秘书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老首长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子已经落了一半。
他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
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你那边，人联系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说了几句。
老首长点了点头。
“好。能回来的，都接回来。不能回来的……想办法让他们把东西传回来。”
他挂了电话，站在窗前，又看了很久。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凉意。
天快黑了。
大洋彼岸，MIT。
一个中国老教授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封信。
信是国内的导师寄来的，不厚，就两页纸。但每句话都象钩子，勾得他心里发慌。
“国内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才。”
“条件可以谈，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回来吧。这里需要你。”
老教授把信看了三遍，然后拿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波士顿的天际线在夕阳下泛着光。
他在这儿待了十八年。从博士后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发了上百篇论文，拿了二十多个专利，带了几十个博士生。
但现在，FBI在查他。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华人。
他的一个项目经费被冻结了，理由是“可能存在未披露的外国合作关系”。
他去找系主任，系主任摊了摊手：“我没办法。这是上面的事。”
“我在这儿干了十八年，发了上百篇论文，拿了二十多个专利。你现在跟我说‘可能存在’？”
系主任叹了口气：“我知道。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他回到办公室，看着满墙的奖状和证书，坐了很久。
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张，是我。”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好。我这边安排。”
他挂了电话，把信收进抽屉里。
然后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
墙上的奖状，一张一张地取下来。
证书，一本一本地放进纸箱里。
办公桌上的照片，拿起来看了看，放进了口袋。
照片上，是他和国内导师的合影。
二十年前拍的，两个人都还很年轻。
他把纸箱封好，写上地址。
然后关了灯，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
只有他的脚步声。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办公室的门上，还贴着他的名字。
铜牌，擦得很亮。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块铜牌。
然后转身，走了。
没再回头。
……
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够星条国搞三场国会听证会、发五轮新闻稿、做十七个火星基地的计算机效果图。
也够龙国南海边那个造船厂的龙门吊，把第二艘“鲲鹏”的最后一截分段，稳稳当当地吊进船坞。
老李那天在看报纸，头版又是“星门”。
说星条国发了新的火箭模型，比去年那个还大一倍，后面配了个月球基地的图，看着跟科幻片似的。
旁边的小年轻凑过来:“师傅，他们那个火星，到底能不能成啊？”
老李把报纸翻了个面:“你信吗？”
小年轻挠挠头:“新闻上说得挺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