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特别冷。
长江边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原来叫什么了，爹娘叫什么，家在哪里。
只记得有一天夜里，鬼子进了村，枪声、哭喊声、火烧房子的噼啪声混在一起。
娘把我推进炕洞，压低声音说：“别出声，等娘回来。”
我等了一天一夜，娘没回来。
从炕洞里爬出来时，村子已经没了。
房子烧得只剩骨架，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硬了。
我在废墟里翻了半天，翻出半块硬邦邦的饼子，揣进怀里，顺着铁路往南走。
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穿了底，脚板裂开的口子渗着血，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趴在沟边喝浑水，水混着泥，灌进肚子里沉甸甸的。
走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
白天赶路，晚上找个背风的草垛蜷着，身上裹着一块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棉袄。
那天夜里落了雪。
雪花不大，但密，一层一层盖下来。
我走到一个村子，扶着墙根就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时候，身子越来越轻，像要飘起来。
我想，就这样吧，睡过去就好了。
睡过去就不冷了，不饿了，不想娘了。
快睡着的时候，有人摇我。
是个老头，瘦，精神却好，穿着灰布棉袄，蹲在我面前。
他往我嘴里塞了一口东西，是饼，热乎的，带着麦香。
我本能地咬，嚼，咽，那口饼下了肚，身子才泛起一点热气。
“别睡，”老头说，声音沙哑，“睡了就醒不过来了。”
他把我扶起来，我站不稳，他便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挪。
雪地上留下两行歪歪扭扭的脚印，一深一浅。
我们停在一扇黑漆大门前。
门很高，我仰头望，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字我不认得。
后来我知道了，那两个字是“杨宅”。
那天把我捡回来的人，是杨家的老管家，姓孙。
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正凶，整片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村里没几个活人。
老孙头没问我叫什么，也没问我从哪儿来。
他领我进了门，穿过院子，院子很大，青砖铺地，角落里有棵老槐树，叶子已落尽了。
他把我领到柴房旁边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床旧棉被。
“以后你就住这儿，”老孙头说着，递过来一碗热粥、一身满是补丁却干净的衣裳，“干活，吃饭，少说话。”
我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粥洒出来一些，烫在手背上，也不觉得疼。
我低下头喝，滚烫的粥顺着喉咙滑下去，一直暖到胃里。
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
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
老孙头让我跟着他干活，扫地、劈柴、喂马，什么都干。
杨家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地主，也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那些年兵荒马乱，流民多，杨家时常支起粥棚接济乡亲。
宅子里除了我，还收留了十几个长工，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
——
杨家有三个儿子。
老大杨守业，那年十三岁，比我大三岁。
瘦高个，走路慢悠悠的，话很少。
他极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翻那些泛黄的线装书。
偶尔走出院子，看见我在扫地，就停下来多看两眼，什么也不说，转身走了。
后来听老孙头说，杨家原本有五个儿子，两个没熬过天花，埋在了后山荒坡上。
因为我年纪跟大少爷相仿，做事也算勤快，老孙头便让我跟着大少爷，端茶递水，跑跑腿。
我没想过，这一跟，就是一辈子。
有一天傍晚，我站在书房门口。
大少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指着书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我听。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念完，他看着我，问：“你想学认字吗？”
我愣了一下，拼命点头。
他笑了一下，那是我头一回见他笑。
他递给我一支笔、一张纸，说：“来，从这四个字开始。”
那支笔是支旧毛笔，笔杆上有一道裂纹，用线缠着。
纸也是旧的，边角泛黄。可我接过来的时候，手在抖。
我那时想，我这辈子，大概就是从这四个字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