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直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雨水从他的雨衣上甩落。“我们今天只是稍微点拨了一下他们的挡拆。你猜怎么着？到下午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那种默契的雏形，那种阅读防守的苗头……斯科特，如果我们能选中他，把他放在约翰身边，放在我们的体系里打磨两年，不，甚至一年……”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卡尔，一个更快、更能跳、防守覆盖范围更大的卡尔！他能和约翰打挡拆，他能守护篮下，他能跑起来打！他会是我们下一个十年的基石！”
雷登被斯隆罕见的激动情绪震住了。他了解斯隆，这个顽固的老头从不轻易夸奖人，尤其是对手的球员，更别说是两个大一新生。他能用如此肯定的语气，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势在必得”的热切来形容这两个年轻人，尤其是那个森重宽，这本身就说明了太多问题。
“杰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他们才大一，离选秀还有一到两年。而且，以他们现在表现出的潜力和话题度，顺位不会低，我们未必有足够的筹码……”雷登谨慎地说。
“那就去攒筹码！”斯隆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提前观察，提前布局。我要我们的球探，从明天开始，重点跟踪乔治城大学的每一场比赛，尤其是这两个人的表现。我要最详细的报告。我们需要开始评估，为了得到他们，我们愿意付出什么，我们能够操作什么。”
他走回桌前，双手再次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脸几乎要碰到雷登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
“斯科特，听好。这是我的判断，也是我的要求。在未来的选秀大会上，我要看到犹他爵士队的名字，和阿伦·艾弗森，尤其是和森重宽，联系在一起。不惜代价。”
窗外，盐湖城的冷雨依旧下个不停，敲打着窗户，仿佛在为一个尚未开始，却已有人落子布局的未来，奏响清冷而坚定的序曲。一颗名为“未来”的种子，已经在杰里·斯隆这块冰封而坚硬的心田里，悄然种下。
十月最后一周的华盛顿，像一个被水浸透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在波托马克河上。天空是永远化不开的铅灰色，细雨时断时续，将乔治城大学那些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和红砖墙染成更深的暗红。常春藤的叶子在湿冷的空气里耷拉着，边缘卷曲，呈现出一种腐败的绛紫色。校园里的学生都换上了厚实的衣物——法兰绒格子衬衫塞进褪色的李维斯501牛仔裤，外面套着大学字母印花（UCLA、密歇根、当然也有乔治城）的连帽卫衣，或者厚重的羊毛开衫。脚上大多是沾了泥点的Tierland靴子或厚重的登山鞋，走在小径湿滑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盐湖城的寒意，那种干冷锐利如刀的触感，还残留在阿伦·艾弗森的皮肤记忆里。但华盛顿的冷是另一种——无孔不入，湿漉漉地贴着你的骨头，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落叶腐烂的甜腻。他走在去往纽科姆艺术中心的路上，竖起飞行员夹克的领子，耳机里Tupac的《Dear Ma》在淅沥的雨声中显得遥远。路过海利大楼时，他瞥见钟楼上的指针，模糊在雨幕里。时间变得粘稠，盐湖城那雪亮灯光下近乎凝固的瞬间，与眼前这座湿冷古老校园的日常，在他脑中交替闪现。
森重宽的感觉更直接些。他巨大的身躯穿过沃尔什外交学院那栋现代建筑的玻璃自动门，瞬间从室外的阴冷扑入一股过于温暖的、混合了旧地毯、咖啡因和几十种不同香水、发胶气味的空气里，让他微微蹙眉。阶梯教室里暖气开得足，前排一个穿着花呢背心的教授正用带着浓重斯拉夫口音的英语，讲解着南斯拉夫解体中民族主义的角色，粉笔在黑板上吱呀作响，画出歪斜的国界线和解体的箭头。森重宽坐在最后排靠过道的位置——这是唯一能勉强容纳他腿长的椅子——摊开笔记本，上面用日文片假名和简单的英文单词记着零散的要点：“セルビア（塞尔维亚）— 民族主義 — 経済悪化 — 武力”。他的字很大，结构松散，像他的人一样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教授提到“力量投射”（power proje）时，他握着廉价圆珠笔的粗大手指停顿了一下，目光投向窗外铅灰色的天空。力量，投射。篮球场上，他也在做类似的事。将身体的力量，通过特定的角度和时机，“投射”到防守的薄弱处，或者“投射”到空位的队友手中。两者似乎共享某种底层逻辑。他收回目光，强迫自己回到那些拗口的巴尔干地名和复杂的历史恩怨中。有些课程，不仅仅是学分。
另一边的纽科姆艺术中心画室里，则是另一个世界。空气中松节油和丙烯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