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割据政权则构建“地域性传播网络”，以“自保”为核心优化信息流通。南唐作为十国中较强的政权，在金陵设立“驿馆”，依托长江水运构建“水驿体系”，传递“吴越国动向”“后周南征情报”与“国内农事灾荒”信息——南唐中主李璟时期，吴越国试图联合后周夹击南唐，南唐斥候通过水驿快速将“吴越战船集结杭州湾”的情报送达金陵，李璟随即调整兵力部署，派水军驻守长江口，这类“地域间军情预警”成为十国传播的核心功能。吴越国则因偏安东南、战事较少，将传播重点转向“内政与外交平衡”，在杭州设立“进奏院”（仅与后晋、后周等中原政权对接），状报内容多为“中原政权更迭消息”“对吴越的册封诏令”，同时通过“商人信使”与南唐、闽国传递“互不侵犯”的外交意向，如吴越王钱镠派丝绸商人携带书信前往福州，既交易货物，也打探闽国是否有联合南唐的计划，实现“商贸与情报”的双重传递。
军事情报传播的“隐蔽性”与“即时性”被推至极致。五代将领普遍重视“斥候情报网”的建设，且因战事规模小、节奏快，情报传递更依赖“近距离快骑”与“暗号沟通”——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后晋与契丹在澶州交战，将领杜重威派斥候“每十里设一哨”，用“狼烟（白天）”“火把（夜晚）”传递军情：若见“一柱狼烟”，表示契丹骑兵小规模袭扰；“三柱狼烟”则为大军来犯，这种“符号化即时预警”能让前线部队在半个时辰内知晓敌情，比文书传递快数倍。十国中的楚国，因地处湖南、四面受敌，甚至训练“信鸽传信”，在长沙与桂州、永州等重镇间设“鸽站”，传递“南汉入侵”“武平军叛乱”的紧急情报，虽信鸽负载有限，仅能传递“敌至某城”的简短信息，却在“驿路被断”时成为关键备用渠道，开五代十国“生物传信”的先河。
民间传播则以“流言速传”与“迁徙信息共享”为主，适配人口频繁流动的乱世场景。五代中原地区百姓因躲避战乱频繁迁徙，“流民群体”成为民间信息的主要传播者——后汉乾佑元年（948年），郭威在邺都起兵反叛，消息通过流民口耳相传，仅三日便从邺都传到开封周边，百姓听闻后纷纷逃往乡村，这类“战事流言”虽有时失真，却因贴合民众生存需求，传播速度远超官方文书。南方十国因相对稳定，民间传播聚焦“商贸与灾荒”：吴越国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市井茶坊”中，商贩会交流“越窑青瓷销路”“钱塘江潮汛预警”信息，茶坊老板甚至会将“后周禁止南方瓷器北上”的政令抄录张贴，供商人参考；闽国因常年闹饥荒，民间则通过“乡老传告”的方式传递“官府赈济粮发放时间”“邻县粮价”信息，如闽永隆六年（944年），建州饥荒时，百姓便是通过乡老徒步传递的“福州有粮”消息，成群前往福州求生，这类“生存类信息传播”成为民间传播的核心。
文化类新闻传播则呈现“短促化与地域性”，仅在相对稳定的政权中零星存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期，金陵文人会在“澄心堂”聚会，交流“诗文创作”与“朝堂动态”，如李煜创作《虞美人》后，词稿通过文人书信传递至苏州、扬州，成为一时流传的“文化新闻”，但因后周大军压境，这类传播仅维持数月便因南唐国势衰落而中断。吴越国则在杭州刻立“石经”，将《论语》《孝经》刻于石碑立于西湖边，既传播儒家文化，也间接传递“吴越王重视教化、追求稳定”的政治信号，这类“文化与政治结合的传播”，成为乱世中少见的非军事类传播形式。
五代十国的新闻传播，虽因战乱失去了隋唐的“体系化与完整性”，却在“军事传播效率”与“地域适配策略”上有所突破——它以“短促、隐蔽、实用”为原则，将信息传递与政权短命的现实、战事密集的需求深度绑定，既为后周统一中原（如柴荣整合驿传与情报网）积累了实践经验，也让南方十国的“地域性传播网络”成为宋初重建全国传播体系的重要参考，在乱世中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传播功能过渡。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立、交融与统一的特殊阶段。宋王朝的“崇文抑武”与商品经济繁荣，辽、夏、金的“游牧与农耕融合”，元朝的“大一统疆域拓展”，共同塑造了新闻传播“多元体系并存、官民互动增强、技术推动革新”的新格局——既有宋朝成熟的官报体系与民间小报，也有辽金的“捺钵传播”“猛安谋克情报网”，更有元朝覆盖欧亚的驿传网络，信息传递的功能从“治理辅助”拓展至“文化交融”与“跨地域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