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驿传网络”的完善，为新闻传播提供了高效的硬件支撑。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陆驿”“水驿”“水陆兼驿”三类驿站，总数达1639所，驿卒配备快马（陆驿）或快船（水驿），按“日行六驿至八驿”（约180里至240里）的速度传递信息。唐太宗时期，李靖平定东突厥后，捷报通过陆驿从突厥牙帐（今蒙古国境内）出发，经云中驿、太原驿、潼关驿，仅用7日便送达长安，皇帝即刻将捷报内容补充进“进奏院状报”，再通过驿路传递至各道藩镇，实现“军情上报—中央反馈—全国知晓”的闭环传播。除官方文书外，驿站还承担“官员私信”传递功能，如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便是在长安驿站为友人送别，而友人赴安西都护府后，两人通过驿站传递的书信中，既包含生活近况，也提及“安西驻军换防”“西域诸国遣使入唐”等时政信息，让私人通信成为官方传播的补充渠道。
民间新闻传播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新闻信”的人际传播，也有“揭帖”的公共传播。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文人、僧侣等群体频繁往来于各地，催生了“新闻信”的流行——长安商人将京城的物价波动、税收政策、科举放榜信息写入书信，通过驿站或商队传递给各地分号；江南文人则在书信中分享“曲江宴饮”“雁塔题名”等文人活动，附带提及朝堂上的诗文唱和与官员变动，如白居易在给友人元稹的信中，便详细描述了“李绅作《悯农》诗引发朝堂讨论”的过程，这类书信虽非专职新闻载体，却以“时效性”与“生活化”的特点，成为民间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而“揭帖”则是民间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百姓将“邻里纠纷调解结果”“本地灾情求助”“官吏善政表彰”等内容书写于纸张，张贴于城门口、寺庙墙或集市显眼处，如唐玄宗时期，洛阳百姓为表彰县令“减免赋税”的善举，张贴《洛阳令德政揭帖》，列举其具体举措与百姓反馈，这类揭帖兼具“信息告知”与“舆论表达”功能，成为基层社会的“民间公告栏”。
文化传播与新闻信息的融合更为深入，“史书编纂”“诗文创作”与“碑刻记事”成为新闻传播的延伸载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收录了大量唐朝的“时政记录”，如“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安史之乱”的军情传递、“两税法”的推行细节，这些内容均源自唐朝官方档案与私人书信，成为后世研究唐朝新闻传播的重要史料；李白、杜甫的诗文中，也包含大量时政信息——李白《永王东巡歌》记录了“永王李璘起兵”的历史事件，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长安的残破景象，这些诗句通过文人唱和与民间传抄，成为“新闻性诗文”，让时政信息以文化形式广泛传播。此外，唐朝的“碑刻”也承担新闻传播功能，如《大唐西域记碑》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途经国家的风土人情与佛教遗迹，碑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前，供百姓与僧侣阅读，既传播了佛教文化，也传递了“西域地理与外交”的信息，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新闻告知”的双重价值。
隋唐之际的新闻传播实践，既是对秦两汉“中央主导传播”模式的继承，也是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元传播”经验的整合。它以成熟的官报体系、高效的驿传网络与多元的民间传播，构建起适配盛世王朝的信息流通机制，不仅保障了皇权对全国的有效治理，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信息交互与文化认同，其“官民互补、系统高效”的传播格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近千年的传播形态。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中原地区“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更替，南方及边缘地区“十国”（吴、南唐、吴越、闽、楚等）割据自立，新闻传播再度回归“乱世适配”形态，既延续了隋唐“官报与驿传”的框架，又因政权短命、战事密集，呈现出“军事优先、传播短促、地域割裂”的显着特征，信息传递的核心目标始终围绕“政权存续、战事决策与疆域争夺”展开。
官方新闻传播呈现“碎片化官报”与“紧急军情传递”并行的特点。五代政权虽短暂，却仍效仿唐朝设立“进奏院”，试图维系中央与地方的信息联结，但“进奏院状报”已失去隋唐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后梁建立之初，在开封设立进奏院，进奏官采集的信息仅聚焦“朱温称帝诏令”“对河东李克用的战事部署”两类内容，状报篇幅缩短至“数页纸卷”，且因后梁与李克用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