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走廊里大喊了一声“成了”，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院士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几个年轻的研究生在走廊里互相击掌，手掌拍红了也不觉得疼。
性能测试小组的负责人把最后一份测试报告打印出来，签字的时候手在抖，墨水的笔画比平时粗了两倍。
谢临渊被一群院士教授博士生围着，每个人都在跟他说着什么，声音嘈杂得听不清。
三个月。从二月十三号（正月十九）项目激活，到五月二十号样品确认，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天。
来的时候，团队里每个人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三年、五年、十年，甚至这辈子都未必能看到结果。
毕竟这是全条件超导，是全世界超导学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但谢临渊只用了一个季度，就把所有人以为要穷尽一生的目标，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物体。
实验的失败次数不少，但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白费的。
那些失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学到了比在实验室里独自摸索十年还要多的东西。
院士们发现，谢临渊在讲解失败原因时随口提到的一个思路、一个方法、一个分析角度，往往能让他们苦思冥想多年的学术难题迎刃而解。
教授们发现，按照谢临渊指出的方向调整实验参数后，原本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样品，忽然就成了。
博士硕士们发现，跟着谢临渊做研究，每天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文献里查不到的、导师那里也学不到的。
“老师”这个称呼，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变成了发自内心的认同。
一位头发花白的院士在项目总结会上说：“我跟老师这三个月学到的东西，比我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多。”
他不是在拍马屁，他说的是事实。
谢临渊教他们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整套全新的研究范式。
从问题出发，从原理出发，从最底层的物理出发，一层层往上构建，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这种思维方式，比任何具体的知识都珍贵。
那些年轻的研究生更是把这次科研经历当成了自己履历上最闪亮的金点。
他们清楚地知道，全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万计，但有机会参与这种量级项目的人，凤毛麟角。
更何况，他们是谢临渊“带过”的学生。
这个身份，比任何一篇顶刊论文都值钱。
钱梧桐、郭启明、李明三个人，在这场科研会战中收获的东西，远超他们自己的预期。
他们被分在不同的组里，钱梧桐去了理论计算与仿真组，郭启明去了材料合成组，李明去了工程化放大研究组。
谢临渊没有给他们特殊待遇，没有因为是室友就把他们挂在名下发论文，而是把他们扔进了最能学到东西的地方，让他们跟院士、教授、博士们一起干活。
刚开始，他们确实象三只小绵羊闯进了狼群。
理论计算组的组会，钱梧桐连讨论的术语都听不懂，只能低着头拼命记笔记，把那些听不懂的词一个一个抄下来，回去查文献，查不到的就问谢临渊。
合成组的郭启明，第一次独立操作高温炉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生怕一个参数设错就把炉子炸了。
工程化组的李明，面对那些工业级的工艺流程文档，感觉自己象是在看天书。但三个月下来，他们变了。
钱梧桐可以在组会上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个复杂的计算模型，并且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郭启明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合成炉的最佳温度曲线，并对工艺优化提出了几条被组长采纳的建议。
李明开始理解工程化放大的内核难点，并且在一份工艺方案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第二贡献人。
他们没做出什么关键性突破，但他们的成长速度，是那些在普通实验室按部就班读研读博的学生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就是跟谁一起做事和在哪里做事的差距。
院士亲自指导，最前沿的实验条件，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项目，这种平台和起点，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够不到。
实验成功之后，样品和完整的测试报告被严密护送到了国家相关部门。
又是一轮全条件检测，设备比水木大学的更先进，条件比水木大学的更极端，结论比水木大学的更权威。
检测报告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大长老的办公桌上。
那天下午，大长老推掉了原本安排的一个外事活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份厚厚的报告。
全条件超导，所有极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