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近两百人的团队分成了五个小组。
第一组负责理论计算与仿真，组长由一位在凝聚态理论方向深耕多年的院士担任。
主要任务是对谢临渊给出的五条材料路径进行第一性原理计算和分子动力学仿真，筛选最优方案，减少后续实验验证的工作量。
第二组负责材料合成，组长由一位在超导材料制备方向有丰富经验的教授担任。
主要任务是根据谢临渊提供的配方和工艺路线，进行样品的实际合成，为后续测试提供充足的样品。
第三组负责结构表征与性能测试，组长由一位在电子显微学和谱学领域享有盛誉的院士担任。
主要任务是对合成出来的样品进行全面的微观结构表征和物理性能测试，验证其是否符合理论预期。
第四组负责工程化放大研究，组长由一位来自某大型材料企业的总工程师担任。
主要任务是在实验室合成路线初步定型后，同步开展工程化放大工艺研究，为后续量产做好准备。
每个小组的人数不等，根据任务量灵活调配。
谢临渊本人则作为整个项目的总设计师，负责统筹全局、解决疑难问题、把握技术方向，同时每天抽出固定时间分别给四个小组的成员进行技术指导和方案迭代。
四个小组，四条战线，同时推进，是他在提交研究计划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的。
谢临渊的全条件超导研究计划正式激活。
从那天起，水木大学那栋实验楼就成了整个校园里最神秘的地方。
实验楼四个小组的办公区沿着走廊依次排开。
走廊的墙上贴满了进度表、流程图、材料结构示意图，红色蓝色的记号笔在上面画满了圈圈叉叉和箭头。
会议室的四面墙都被白板占满了，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式、反应路径和工艺参数。
理论计算与仿真小组最先进入状态。
他们的任务是把谢临渊给出的五条全条件超导路径进行第一性原理计算，筛选出理论上最优的方案，为后续的合成实验提供靶向目标。
计算数据一批批地出来，组里的院士和教授们逐条核对，然后汇总成报告送到谢临渊的办公桌上。
谢临渊每次看报告都很快，他脑子里早就有了结果，看报告只是为了确认计算没有偏离他的预期。
材料合成小组的工作最为繁重。
他们需要根据谢临渊提供的配方和工艺路线，在实验室里实际烧制样品。
炉子的温度曲线、气氛控制、升降温速率、原料的纯度与配比，每一个参数都要精确。
一次失败的实验，从配料到出炉就是三到五天，然后再送去表征测试，拿到数据后调整配方，重新进炉。
三个月里，合成小组的炉子几乎没有停过，一批样品刚出炉，下一批已经在配料了。
失败的次数很多，多得记不清。
但每一次失败，组员们都会拿到谢临渊面前，谢临渊看完数据后，总能指出问题出在哪里。
是温度梯度不均匀，是某种元素的挥发量超出了预期，是冷却速度太快导致相分离。
他给出的调整方案每次都精准得象高德导航，从不偏离靶心。
失败是有价值的。
每一次失败都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每一次排除都让团队离正确选项更近一步。
更何况，那些在谢临渊眼中“不够好”甚至“失败”的样品，放在全世界的超导研究领域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颠复级的突破。
比如某一次实验烧出来的样品，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环境下实现了超导，临界温度远高于当时已知的任何高温超导体。
这项成果如果单独拿出来发论文，足以在《自然》或《科学》上占据一个版面，在全球超导学界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
但谢临渊看了一眼数据，说了一句：“这个只能在低温下用，不是全条件，继续。”
组里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这也叫失败”到后来的“懂了，全条件才是目标”，心态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转变。
结构表征与性能测试小组是最忙碌的。
合成小组每出一批样品，他们就要从头到尾测一遍。
X射线衍射看物相，扫描电镜看形貌，透射电镜看原子排布，综合物性测量系统测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还有磁化率、比热、热导率等等一系列测试。
测试设备每天二十四小时满负荷运转，操作人员轮班倒，人歇机不歇。
测试数据的分析更是繁重，几万条曲线要逐一比对，异常点要追朔原因，可疑数据要重复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