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办宴席就是这样子，人情往来，向来如此。
刘大爷点了点头，眼里多了一层对这个年轻人的敬佩。
他是看着谢临渊长大的，知道这孩子懂事，但没想到他能想得这么周全。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自己春风得意的升学宴上，没有沉浸在鲜花和掌声中，而是已经在想着以后怎么还别人的情了。
这种心思，不是谁都有的。
中午宴席结束后，最后统计下来，中午正餐一共开了一百零八桌。
一百零八桌。这个数字在谢家村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王超也是中午到的。
他开着自己那辆哈弗h6，从杭城一路开回来，将近十个小时的车程，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
他把车停在村道上，从后备箱里拎出几箱礼品，大步流星地走向新房子。
“哥。”谢临渊迎了上去，叫了一声。
王超看着眼前这个表弟，一时间竟有些恍惚。
去年夏天，谢临渊在杭城的工地上扛水泥、搬钢筋，灰头土脸地蹲在工棚门口吃盒饭。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少年会在一年后考出龙国高考历史上第一个裸分满分，会站在崭新的两层小楼前，接受无数人的祝贺？
“临渊，你可是真出息了。”王超把礼品放在地上，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个红包，递过去，“哥的一点心意，拿着。”
谢临渊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厚的一沓。
心里大致有数，这个厚度，少说也有一万块。
“哥，太多了。”他说，想把红包推回去。
王超按住他的手，态度很坚决：“不多。你叫我一声哥，这点钱算什么？拿着，别跟我客气。”
谢临渊看着王超那张黝黑的、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痕迹的脸，沉默了一秒，然后把红包收下了，郑重地说了一声：“谢谢哥。”
王超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谢什么谢？等你以后成了大科学家，哥还能跟人吹牛说我认识你呢。”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礼簿的统计结果在下午三点左右出来了。
刘大爷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把礼簿上的数字加了一遍，又加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抬起头看着谢临渊，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惊叹。
“临渊，你知道收了多少礼金吗？”
“多少？”
“五十二万三千六百块。”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谢临渊接过礼簿，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村里的乡亲，一般是两百、三百，关系好一些的是五百、六百。
王超的一万块，在本地人的随礼中是最高的。
亲戚们的随礼，从几百到一千不等，总体还算正常。
真正让总数飙升到五十多万的，是那些外地网友。
五百、一千、两千、三千，这些数字频繁地出现在礼簿的后半部分。
每一个后面都跟着一串详细的个人信息：姓名、电话、家庭住址，有些甚至写到了门牌号。
刘大爷的笔迹工整而细密，密密麻麻地填满了一页又一页。
其中最大的一笔有一万块。
随礼人写的是网名，没有留真实姓名，电话留了一个，但打过去是空号。
谢临渊看着，沉默了很久。
爷爷奶奶也看到了礼簿上的数字。奶奶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犯了愁。
“这些人都不认识，人家给了这么多钱，以后怎么还啊？”奶奶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朴素的焦虑，“人家办事也不会通知咱们，咱们上哪儿还去？”
爷爷也皱着眉头，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阳光下缓缓散开。
他的担心和奶奶一样，收了人家的礼，就要还人家的情。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是农村社会几千年来不成文的规矩。
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他们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还，什么时候还，以什么方式还。
谢临渊把礼簿合上，拿在手里，对爷爷奶奶说了一句让他们安心的话。
“爷爷奶奶，你们别担心。钱收了，人情就欠下了。欠下的人情，我会还的。这些人我都记住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还回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笃定。
奶奶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她信孙子。从谢临渊很小的时候她就信他，信他不会说谎，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