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炉里的柴火发出噼啪的爆裂声，却驱不散房间里的阴冷。罗登贤死死盯着桌上那份迟迟未盖章的文件，双手紧紧攥住桌子边缘，强压着想要掀翻桌子的冲动。
“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一周了，请告诉我，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启程？”他的声音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对面的联络员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他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红茶，眼皮都没抬一下：“罗登贤同志，请务必冷静。您是满洲省委书记，我们必须对您的安全负责。要知道，最近满洲的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局势……非常复杂。”
“够了！”罗登贤猛地打断他，饱经风霜的眼睛里透着骇人的光，“不要再用这种官腔来敷衍我。我的同志正在鲜血里挣扎，他们在盼着我回去重整旗鼓！而不是在这里听你们讲什么‘安全’！”
他盯着眼前这个油光锃亮的脑袋，胸腔剧烈起伏，脑海中甚至闪过一个极其危险的念头——真想用老水手当年解决争端的方式，照着这家伙的鼻梁骨狠狠来上一拳，看看那副金丝眼镜还能不能挂得住。但他最终只是咬紧了牙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傍晚，罗登贤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在积雪的街道上。他跑遍了联络处、招待所，甚至去敲了几个“老关系”的门，可一切努力却如同打在棉花上的拳头，除了礼貌的拖延，就是冰冷的“不知道”。
希望，就像手中快要燃尽的烟蒂，明明灭灭，最终在寒风中彻底熄灭。
罗登贤推开分配给他的那间公寓房门，颓然坐进椅子。桌上摊开的地图已经被红笔划满了问号和叉，像一张被打乱的棋盘。满洲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他必须赶过去接手危局，可眼下，他却像被困在蛛网里的飞蛾，动弹不得。
“好吧，求人不如求己。”他低声自语，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钉在地图上，“是走满洲里，还是冒险绕蒙古线？”
“咚、咚。”敲门声响起，不紧不慢，却有种不容拒绝的分寸感。
“我不饿，不用送餐！”罗登贤头也不抬，笔尖狠狠戳在纸上。
可敲门声没有停止，隔了几秒，又响了起来——节奏一模一样。
罗登贤猛地站起身，一把拉开房门，语气里压着火：“你——”
门外站的并不是送餐员，而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国同胞，肩头的皮袄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维克多同志，您可以叫我柯察铁。”那人递上一封信，“这是我的证明。”
“请进。”罗登贤侧身让开，接过信仔细看完，又把材料递回去。
郭长河接过信，叠得整整齐齐，划根火柴点燃。火焰迅速吞噬纸张，直到快烧到指尖，他才松开手，任由灰烬在烟灰缸里蜷缩成一团黑色的残骸。
“你要护送我回去？”罗登贤看着那团灰，“可我现在连什么时候能启程都不知道。”
“这可不像一个见惯风浪的水手该说的话。”郭长河耸耸肩，把背包往地上一放，“这样吧，您把相关负责人的名字给我，明天我来试试。”
“你怎么，看过我的档案？”罗登贤敏锐地问。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水手？”
郭长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慢条斯理地解下背包带，像在课堂上讲解一般：“从一滴水，就能推断出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存在的可能性。一个人是不是水手，不用看他穿什么，看他的腿就知道。在海上待久了的人，下船后，哪怕过了五年、十年，走路还是习惯把重心放在右脚上，左腿微微虚着，就像随时在应付涌浪。”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罗登贤刚才撑过桌沿的手指上：“还有，您刚才听到坏消息时，下意识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桌沿——那是怕东西在晃，想把它稳住。只有跑惯海船的老水手，才会有这种‘桌子也在动’的错觉。”
罗登贤沉默片刻，忽然笑了。那是一种带着疲惫、却又放心的笑。
“刚才真不该那么快把你的材料烧掉，”他说，“我该看得再仔细些。”
“没必要。”郭长河语气平淡，却字字清晰，“我受命将您送回满洲，我会用生命保护您。”
说完，他不再多话，从包里扯出一条旧毯子，熟练地在地上铺好地铺。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早点休息了，我赶了很长的路。”他躺下去，闭上了眼睛，“明天一早，我就会去找这帮老爷，把您回国的事宜办好。”
……
接下来的几天，罗登贤对这个新同伴越来越感兴趣。
他带着自己奔走于各个部门之间，时而好言好语，时而拍桌子斥责，像一条游鱼般穿梭在一扇扇厚重的门之后。而之前那些像铁桶一样难以突破的困难，竟在他面前如同落入火堆的雪花，悄无声息地消融了。
终于，到最后一关了，罗登贤看着那扇标着“过境协调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