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号目标向图书馆方向移动。”
索科洛夫队长将话筒重重搁在机座上，金属碰撞声在密闭的房间里激起短促的回响。身前那幅巨大的城市地图铺展如战场，代表四号目标的蓝色线条又向前延伸了一截，像一条冷血爬虫在雪白的纸面上爬行。
“这帮菜鸟，还想跟咱们较量？”他盯着地图上那枚蓝色图钉与蜿蜒的轨迹，嘴角无声地勾起，眼底闪过一抹猎食者般的愉悦。他几乎能看见那些刚出训练营的雏鸟被按倒在冰冷的石板路上，手铐锁住腕骨的瞬间，脸上那种从懵懂到绝望的崩塌。
然而，当他的视线滑到瓦图丁脸上时，那份热度仿佛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下。瓦图丁依旧伫立在地图前，眉峰紧锁，目光死死盯在某一点上，像要用视线将那处坐标烙进记忆深处。
“怎么了，老伙计，担心什么？”
瓦图丁的手指在地图上叩了叩，停在一枚黑色图钉上——那是三号目标。与其他四处游走的轨迹不同，它的行动线短得反常，甚至称不上“轨迹”，更像一根被骤然切断的细线。
“三号，”瓦图丁的嗓音低沉而笃定，“下车后，他直接到了这里，中途没有任何反跟踪的动作，也没有尝试甩掉我们。”
索科洛夫脸上的笑意一寸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骤然凝聚的凝重。他俯身逼近地图，呼吸在纸面上氤氲出浅浅的白雾。
“你的意思是……”他拖长了语调，每个字都像在冰面上打磨过的刀锋，“他已经发现跟踪者，故意引我们到这个地方，准备在这儿——来一出金蝉脱壳？”
索科洛夫的手已经伸向电话。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六时二十八分，海参崴，百万庄
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花，不断撞击着轿车的车身，发出沉闷的“砰砰”声。冷气从车门缝隙钻入，像冰刀刮过骨缝。严寒把雨刮器冻得僵硬，橡胶边缘硬得像一段枯木，根本刮不掉玻璃上越积越厚的雪。
伊凡一边低声咒骂，一边凑到侧窗，用袖口奋力擦去内侧的水汽。布料摩擦玻璃发出沙沙声，视野稍微清晰了一些。他眯起眼，透过那层模糊的玻璃，死死盯着对面浴室的木门——每一次开合，都可能是目标出现的信号。
门“吱呀”一声开了，他条件反射地举起相机，又在看清人影的瞬间放下——这回走出来的是个年轻伙计，怀里抱着一捆柴火，匆匆又钻了回去。
“放松点，那家伙要是出来，其他人会发信号。”后排传来拉平懒洋洋的声音。他已经脱下检票员的制服，换上一件臃肿的棉大衣，就像一块随时可以融进人群的影子。
“他会不会从别的出口溜走？要不要派人进去看看？”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又问，声音里透着不安。
“放心，这是个独立院子，只有前后两道门，我们的人已经封住了所有方向。”拉平答得笃定，但指尖在膝上轻敲的节奏泄露了他内心的戒备。
“他出来了！”伊凡几乎是吼出来的，手忙脚乱地举起相机，隔着布满雪痕的玻璃按下快门。咔嚓声在车内显得格外刺耳。
拉平从车窗望出去，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爱干净也得看场合。这家伙自以为安全，把伪装全扔了——肮脏油腻的工作服、脸上的煤灰、胡须，统统不见了。半新的大衣，干干净净的脸，连围巾都不围，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出来。”
走出浴室大门的第一时间，郭长河就注意到斜对面胡同里那辆停着的汽车。车顶的积雪显示它已停了很久，而引擎盖前缘仅有薄薄一层新雪，说明发动机一直没熄火。
“这帮监视者，根本熬不得住冷。”他无声地笑了笑，却没有急着离开。在门口停了半秒，做了个深呼吸，确认对方已经把自己拍进镜头，这才缓步向前。
“跟上去，注意保持距离。”确定两个同伴已经跟上目标，拉平冷声下令。
车子发动，轮胎碾过积雪，尾随而出。包围圈已经成型，将目标稳稳地框在中间。
“只要是个人，他的行为都有规律，从小偷小摸的到江洋大盗，都是如此，找到规律，就能未卜先知。”二太爷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响起。当年他还小，不懂这话的分量，如今懂了，却再也没机会听老人亲口说出。
郭长河闭了闭眼，把那丝惆怅压下去，低声骂了一句：“该死的小鬼子。”
“好了，集中注意，你的目的是什么？”脑子里的另一个自己又跳出来了，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对了，是去年5月4日。每当自己分神、懈怠或者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会出来，把自己拉回现实。
“首先，找出所有的监视者，设法让他们放松警惕；其次，找到合适的死信箱位置。”
“很好，第一步要做什么？”另一个自己冷冰冰地问。
“找出跟踪者，并有意识地误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