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他们凭什么禁止患者使用红霖口服液？谁给他们的权力？”
“如果红霖口服液真的无效，你们为什么怕它？让它上市，让患者自己选择！”
“我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如果他再多活三个月，他就能等到红霖口服液。”
“请愿：要求各国政府立即批准红霖口服液进口！”
那些曾经被辉瑞们牢牢掌控的舆论阵地，那些主流媒体、那些医学期刊、那些行业协会，此刻象是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再也拦不住铺天盖地的民意。
有人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了请愿，签名人数在四十八小时内突破了十万。
有人在辉瑞总部门口举着牌子静坐，牌子上写着—“你们没有权力替我们选择怎么活下去。”
几大跨国医药公司当然不会就此认输。
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措辞更加强硬的声明，称那些“治愈案例”“缺乏科学依据”“样本量不足”“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
他们甚至组织了一批专家，在各大媒体上轮番上阵，用各种专业术语和数据模型，试图证明红霖口服液的有效性“未经证实”。
但这一次，没有人听了。
那些被治愈的患者，那些重新站起来的人，那些拿着前后对比报告、泪流满面地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经历的人，他们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每一个康复的患者都是一面旗帜，每一面旗帜下，都聚集着成千上万个还在等待希望的人。
几大跨国医药公司顶住了压力。
至少在表面上，他们继续耀武扬威，继续维持着那份联合禁售声明，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各国政府施压。
他们说“不同意”，说“红霖口服液的安全性存疑”，说“绝不能让未经科学验证的药物流入市场”。
但也仅仅是表面上了。
明面上禁止，私底下的走私却再也管不住了。
红霖口服液通过无数条隐蔽的渠道，从华国流向世界各地。
那些渠道之复杂、之隐秘，让各国海关头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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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它装进化妆品瓶子里，有人把它伪装成普通的中药口服液，有人甚至专门乘坐飞机往返华国，每次随身携带几支，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国外运。
华国为此不得不加强了管控，严惩走私红霖口服液的行为，却仍旧屡禁不止。
红霖口服液在国际黑市上的价格一路飙升，从最初的几百美元一支，涨到几千，涨到上万。
有人算过一笔帐—同样重量的红霖口服液，比同等重量的毒品还要贵。
它成了国际上最抢手的硬通货，没有之一。
那些曾经对宏盛不屑一顾的跨国药企高管们，此刻坐在他们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那条一路飙升的价格曲线，脸上的表情复杂得象是被揉皱了的纸。
辉瑞后悔了。
美亚后悔了。
他们是最早接触宏盛的人。
皮特和罗勒，那两个已经被他们当作弃子扔进监狱的人，曾经就坐在赵宏盛的办公室里，手里攥着那份并购协议书。
如果当初开出的条件稍微合理那么一点点，不用百分之五十一，哪怕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哪怕只是用一个合理的价格买下红霖口服液的海外独家代理权，那么现在，那些从黑市上流出的、价值连城的红霖口服液，每一支都会为他们贡献利润。
那些被治愈患者举着的对比报告，每一份都会成为他们的活GG。
但他们也仅仅是后悔而已。
因为以他们的傲慢，以他们刻进骨子里的、对那些“非西方药企”的轻视，以他们习惯了用最低廉的代价掠夺最珍贵资源的那套思维模式，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开出合理的条件。
皮特把那份写着“百分之九十五股权、一元转让、个人连带无限责任”的协议拍在赵宏盛桌上的时候，他觉得那是施舍。
罗勒用那些污言秽语辱骂赵宏盛的时候，他觉得那是天经地义。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中年男人，手里攥着的是一张能够掀翻整张牌桌的王炸。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那支被他们不屑一顾的“华国保健品”，真的能治愈癌症。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在病友群里口口相传的“奇迹”，不是华国人的诡计，是真的。
更何况，就算他们开出了合理的条件，唐双远也不可能答应将宏盛分给外国人。
这一点，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商量的馀地。
红霖口服液，只能属于华国。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战斗就要以宏盛的无声胜利为结束的时候，事情，再次发生了翻天复地的转机。
有些服用红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