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那四个 “不” 字 —— 不让考、不服气、不怨任何人，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心里话，是他憋了太久的控诉，也是他对公平的执着追求。

    他把复习资料重新找出来，每天晚上不管多累，都坚持看两个小时书。

    就算最后真的不能参加高考，他也不想放弃学习。他总觉得，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

    有时候学到半夜，他会走到窗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默念：“叔叔，您一定要看到我的信啊，我真的想考大学，想为国家做点事儿。”

    他不知道这封孤注一掷的信，会不会成为改变他命运的转折点，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算最后失败了，也不会后悔。

    因为他为自己的梦想争取过，为公平抗争过，这就够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封来自北京

    说起来，不走

    母亲温柔细致，父亲严肃认真，两人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格外一致 —— 绝不放任自流。

    那会儿他才五六岁，小手攥着小锄头，学着给果树松土、浇水，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敢喊停。

    父亲总在一旁看着，偶尔提点一句：“干活要踏实，不能怕吃苦。”

    每年寒暑假更不用说，不是被派到农村跟着农民插秧、割稻，就是去工厂里跟工人师傅学打铁、拧螺丝，甚至还被送进部队接受严格训练。

    比如在部队训练时，他累得直哭，写信跟父亲诉苦，得到的回复依旧是 “坚持下去，不能退缩”。

    可他心里清楚，这份严格背后藏着的是父母沉甸甸的爱。成长路上，除了父母，还有不少长辈疼他，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叔叔就是常来家里做客的长辈之一。

    那会儿他总缠着叔叔讲故事，叔叔也乐意跟他聊，有时候还会摸着他的头说：“小伙子要好好努力，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他只觉得，以前常来家里的邓叔叔，后来来得越来越少了，父亲和叔叔之间的谈话也渐渐少了往日的轻松。

    直到后来，他才从母亲的信里知道，父亲和叔叔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6年 11 月 3 日的安门城楼上。

    那天，父亲看着邓叔叔，关切地问：“同志，最近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

    叔叔深吸了口气，语气平静地说：“横竖都没事。”

    父亲听了，笑了笑说：“没事就好，那咱们就好好学习，等着情况好转。”

    这段对话听起来平平淡淡，可字里行间都藏着两人对当时局势的担忧。

    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父亲就黯然退出了舞台，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叔叔的人生也从此开启了跌宕起伏的篇章。

    他原本以为均旅生活就是站岗、训练，可真正体验过才知道有多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枪口上绑着好几块砖头练习瞄准，一站就是大半天，胳膊酸得抬都抬不起来；夏天烈日当头，要在操场上暴晒几小时练

    有一次，他实在累得扛不住了，就给父亲写了封信，信里带着点委屈：“爸，训练太累了，我每天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有时候真想放弃。”

    信寄出去后，他天天盼着回信，心里既期待又忐忑。

    没过多久，父亲的回信到了，字里行间依旧是熟悉的严肃：“男子汉大丈夫，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你要咬牙坚持，克服困难，将来才能成大器。”

    他知道，父亲是为了他好。

    在部队的三个寒暑假里，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凌晨四点，尖锐的哨声划破军营的寂静，他和战友们必须在90秒内打好背包、扛上枪列队，动作慢一点就要被批评。

    北方的冬天特别冷，呵气成霜，可他们还要赤膊在结冰的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手掌贴在冰冷的铁杠上，一会儿就冻得发麻，下来的时候手上常常粘着一层皮，疼得钻心。

    最让他难忘的是每周三次的30公里负重行军。

    每个人要背着25公斤重的装备，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行。

    他？赶紧起来！”

    刘源咬了咬牙，撕下裤腿上的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一瘸一拐地继续追赶队伍。

    。急行军时，战友们看他体力不支，会轮流帮他扛枪；晚上站哨，老兵总会多替他站半小时，让他多睡会儿；他生病的时候，战友们会把仅有的罐头让给他吃。

    这份在生死边缘建立起来的情谊，成了他后来最珍贵的回忆，也让他明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