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搬走了怎么对得起祖宗。官府的人来催了三次，第三次是寿州知府亲自带人来的——就是碑上刻的第一个名字，周朗。周朗站在我爹面前，把十两银子拍在桌上，说了一句话——‘不走也得走，这是朝廷的令。你想赖着不走，等水淹上来，你的祖宗就跟你一起喂鱼。’”

    桑大说到这里，把凿子放在石头上，站起来走到院墙边上，拿起一个粗陶水罐仰头灌了几口水。水顺着他的嘴角淌下来，冲掉了脸上的石粉，露出底下古铜色的皮肤和颧骨上的一道旧疤。

    “我爹还是不肯走。周朗走了之后，我爹把自己关在祠堂里，对着祖宗牌位跪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娘推开祠堂的门，看见我爹跪在牌位前面，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散得收不回来。他已经死了。仵作说是心疾，可我知道不是。我爹是被气死的，也是被吓死的——他跪了一夜，看了一夜祖宗牌位，祖宗在骂他守不住祖地。他怕。怕到心脏裂了。官府把他埋了，把抚恤银子收回去，说人死了就不发银子。那一年我十二岁。”

    “周朗是第一个。”狄仁杰的声音沉了下去，“你在碑上刻了周朗的名字，把他的死期定在三年之前的八月初九。你给他穿了什么衣服？”

    桑大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静，只有远处芍陂干涸湖床上吹过来的热风刮过石粉的声音。然后他把水罐放回墙头，转过身来看着狄仁杰。他的眼睛依然很亮，可亮光底下有一层更深的、被压了太久的什么东西，像是石头底下压着的煤，不冒火，可一直在烧。“我妹妹给他绣了一件袍子。不是绯色官袍，是寿衣。白色的，桑林村死人入殓时穿的那种白布袍子。胸前用青线绣了一个字——‘桑’。我爹死的时候穿的就是这种袍子。周朗死之前，我妹妹把那件袍子送到他府上。他打开包袱看见袍子，脸上血色一下子就没了。他在书房里把那件袍子摊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坐下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对不起桑林村的人。写完信他就死了。死的时候穿着那件袍子。”

    “周朗的家人为什么没有报官？”

    “报了。”桑大重新蹲下去，拿起凿子。“当时的寿州司马就是胡谦。胡谦带人查了半个月，查到我们家门口。我妹妹跟他说——周大人是心疾发作，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家给周大人送寿衣，是知道他身体不好，冲喜。胡谦没找到证据，把案子结了。走之前他看了一眼我妹妹，说了一句话——‘桑林村的人都搬走了，你们怎么还不走？’我妹妹说——‘桑林村在湖底，我们走了谁给祖宗上香。’胡谦听完脸色变了，转身就走。那天是八月初九。”

    狄仁杰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胡谦在八月初九那天听到了那句话。三年后，胡谦在八月初九这天死了。死之前他在书房里反锁着门，在纸条上反复写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桑榆。

    “桑榆现在在哪里？”

    桑大没有回答。他低着头凿石头，一锤一锤地凿，凿了很久才开口。“她上个月走了。她把石碑立好之后跟我说，还有二十四个人的债没收完。收完了就回来。我说你一个人怎么收。她说不用一个一个去收——石碑露出来了，债就自己找上门了。”他停了一下，锤子悬在半空中，“她还说她要去见一个人。一个从凉州来的女人，左眼角有颗泪痣，指甲被拔光了。那个女人教过她怎么在袍子上绣符，怎么让人看见自己最怕的东西。”

    狄仁杰站了起来。凉州女人。左眼角的泪痣。光秃秃的甲床。她在岭南教过阿秀认蛊母经，在伏牛山教过韩伯安画符，在寿州又教了桑榆绣符。她像一阵风一样从凉州吹到岭南，从岭南吹到豫州，从豫州吹到淮南，每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道符和一个满心仇恨的人。她不杀人，她只教人怎么杀人。然后她继续往南走，或者往北走，或者往任何一个有冤魂在等她的方向走。

    “你妹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要去哪里？”

    桑大把最后一块石料凿完，直起腰，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石墩上。是一小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靛蓝色土布，布上绣着白线的螺旋纹，和阿秀在增城苗寨留给他的那块布一模一样。布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写了几个字——“我去收债，收完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