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指甲怎么了？”
阿秀把手缩回去，拢在袖子里。“两年前在增城山里弄的。已经长不回来了。”
“是谁拔的？”
阿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垂下眼睛，看着桌上那碗凉茶，沉默了很久。屋外的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榕树的影子从窗户里爬进来，爬过她的膝盖，爬过桌上的茶碗，爬到对面的墙上。屋里越来越暗，可她没有起身点灯。
“大人来找我，是为了周延庆他们三个人的事吧。”她先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他们死了。我知道。村里有人去广州府卖荔枝，回来跟我说了。”
“他们死之前都在怕你。”狄仁杰说，“周延庆枕头底下压着符，杜通判半夜起来说窗外有人看他，钱禄把家里的鸡全杀了替你命。他们觉得你会回来找他们。”
阿秀抬起头，那双灰褐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淡的光，不是仇恨，也不是快意，而是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有人把悲伤和嘲讽搅在一起，浇在了一片死水上。
“他们怕的不是我。”她说，“是蛊母。他们以为蛊母是我。”
“蛊母是什么？”
阿秀站起身，走到药炉子边上，揭开陶罐的盖子搅了两下。草药的味道一下子涌出来，苦中带一丝甜，像是甘草和当归混在一起的气味。她搅完了药，把盖子重新盖上，转过身来靠在灶台上。
“两年前，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被卖掉的。”她的声音依然很轻，可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怕狄仁杰听错了。“我爹欠了周延庆的银子——他是南海县令，可他也放印子钱。我爹做生意周转不开，找他借了三百两，利滚利滚到八百两，还不起了。周延庆说不要银子也行，让我爹把我送到增城山里的苗寨去，替他做一件事。他说做完了就免了我爹的债。”
“什么事？”
“去偷一样东西。苗寨里供着一尊蛊母像，是用一整块阴沉木雕的，寨子里的人说那尊像里封着蛊母的魂。周延庆让我去把蛊母像偷出来，他说只要我把像带出来，他就派人接应我，送我回家，债一笔勾销。我爹信了他。我不想去，可我爹跪下来求我。”
狄仁杰的手指在竹椅扶手上轻轻收紧了。“你去了。”
“去了。我在苗寨里待了半个月，假装是逃难过去的，寨子里的人对我很好，给我饭吃，给我衣裳穿，教我认草药。我下不了手。半个月后我给周延庆发了信，说我不想偷了。第二天晚上钱禄就带着人上了山。”
阿秀说到这里停下来，把双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摊在膝盖上。十个畸形的指甲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青白色的光，像十片被虫子啃过的枯叶。
“钱禄把我从苗寨里拖出来，绑在山下的一间破屋子里，拔了我的指甲，问我蛊母像藏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座像平时供在寨子的祠堂里，只有祭祀的时候才抬出来，我一个外人根本不知道它平时藏在哪里。钱禄不信。他拔了我十个指甲，然后在破屋子里点了一把火，走了。他想把我烧死在里面。是寨子里的人把我救出来的。”
“然后呢？”
阿秀抬起头看着狄仁杰，那双灰褐色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压了太久终于可以被人看到的释然。“寨子里的人把我送回了我爹家。周延庆怕事情闹大，就编了一桩拐卖案，说我是被拐子拐走的，三县联手把我救了回来。他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还给杜通判和钱禄都记了一笔功。至于我——我爹把我关在房间里，不许我出门，不许我见人。他说我得罪了县令，早晚要死，让我别连累他。我在这间老宅里关了两年，每天捣药、煎药、喝药，没有出过一次门。直到三个月前，寨子里有人来看我，跟我说——‘他们快了。’”
“快了？”
阿秀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那棵大榕树在夜风里沙沙作响，气根像无数根细绳子在风中晃荡。她看着榕树深处的黑暗，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蛊母不会放过他们。不是我说的，是蛊母说的。周延庆派我进苗寨偷蛊母像，已经触怒了蛊母。寨子里的长老跟他说过，蛊母像碰不得，碰了就会死。他不信。钱禄也不信。杜通判也不信。他们三个人把蛊母像从寨子里偷了出来——不是我偷的，是钱禄自己偷的。他把我绑走的那天晚上，趁寨子里的人都在救火，带人摸进祠堂把蛊母像抬走了。”
狄仁杰站了起来。“蛊母像现在在哪里？”
阿秀转过身来，烛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