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隆长叹一声，颔首道：“某自然知晓，这批人，多是当年雍熙北伐的溃兵，曹枢密所率的东路军，正是在那一带溃散，朝廷虽收拢残部，仍有大批兵卒流落山野，沦为盗匪，历经多年，时减时增，始终未能清剿。”
“那一带水网纵横，易于藏匿逃窜，又恰在大名府、定州、保州诸大军镇夹缝之中，更是屡屡劫掠我军粮道。”
潘惟熙又道：“杨延昭除保州知州外，尚兼任缘边都巡检使，总揽保州、安肃军、广信军三地巡防。
保州本就是高阳关路与定州路的枢钮，职在保障粮道畅通。如此匪患，剿除之责，理应落在杨延昭身上。以他杨六郎的用兵之能，竟不能平定这伙贼寇？”
李继隆苦笑道：“这伙匪众到底是雍熙溃卒，绝非寻常内地盗贼可比。杨延昭虽为保州知州，但其麾下可自主调遣之兵，不会超过万人，其中还要算上两三千的乡勇、两三千的厢军。这些兵卒修缮堡垒、转运粮草尚可，若要剿匪，全然不济。
他麾下虽然也有两千禁军，然调遣必奉枢密院敕令，文书往返，贼众早已远遁，只要那些盗匪不是失心疯了主动去打保州城寨，这两千禁军，亦不足用。
故而他真正能随意驱使的，堪战之兵，唯有缘边巡检司的司兵，就算他不吃空饷，至多也不过千人之数，贼众合流近两万人，以一千击两万，他杨延昭是孙武复生了不成？
更何况，他职在‘缘边’，贼众一旦退入内陆，便超出他辖境，本朝武将越境用兵，干系重大，他亦是束手无策，能保沿途军寨不遭大掠，已属不易，想要彻底清剿，几无可能。”
潘惟熙冷声道：“定州路、高阳关路皆是我大宋精锐云集之地，竟容贼众在眼皮底下劫掠粮饷，坐视不理？”
李继隆面露讥讽：“定州王超、高阳关周莹，皆是先帝潜邸旧臣，庸碌畏怯，无朝廷明诏，他们岂敢轻发一兵一卒剿匪？”
“呵，在我大宋十几万最精锐的边军中间，就有这么一伙兵不足两万的毛贼，专劫军粮军饷，却偏偏拿他们无可奈何了？”
潘惟熙目光一凛，突然冲李继隆抱拳拱手道：“太尉，某早有计较，若由某前去助他剿匪，并借以与这位传说中的杨六郎相接触，拉拢他和麟州杨氏，入我将门，您以为如何？”
“你？你拿甚去剿匪？”
“朝廷既未治我之罪，且《公知杂志》第四期，寇相公已亲自撰文褒扬，可见我麾下河北强壮，已然明确定为民役，朝廷亦默许其穿州过府。如今遣散之事尚未完结，某正可借这旗号行事。”
李继隆双目圆睁，惊道：“你要以这些强壮剿匪？简直荒唐！你的那些强壮，确实不算是兵卒的，穿着制式铠甲，吓唬吓唬地主豪强自是可行，然而剿匪，而且还是雍熙北伐时溃下来的老卒，你岂能匹敌？
即便侥幸胜之，若死伤惨重，你如何向朝廷交代？如何向这些为国效力四年的壮丁交代？你口口声声要为他们讨公道，难道要送他们去死？”
潘惟熙摇头：“某自然不会让强壮上阵。某是要打着河北强壮的旗号，实则出动天雄军将士。”
李继隆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啊啊啊？！”
“这一两个月，您与田钤辖日夜练兵，尤以天雄军骑兵为最，原有的两千骑已扩至三千骑了，皆依静塞军之法训练。然光训不战，终是纸上谈兵，这伙悍匪，岂非最好的练手对象？”
“你疯了？！”李继隆惊骇欲绝，“此等事岂能瞒天过海？你率三千精锐骑兵出战，却谎称是普通民壮，谁会轻信？一旦朝廷追查，你便是必死之罪！你当官家与满朝文武皆是痴愚不成？”
潘惟熙等的便是这句话，沉声劝道：“太尉，事总是要有人做的。上万悍匪盘踞边防腹心，王超、周莹不肯剿，杨延昭不能剿，难道便这般放任下去？
您曾教悔于某，说在大宋为将，光知战阵无用，更要有担当、有定乱的胆魄。满朝文武，畏首畏尾，若事事循规蹈矩，大宋迟早要完！只要我们行的是为国为民之事，又何惧一己生死？
您劝某将酸硷之法交予三哥，是为我将门立根基、壮腰胆，某与您心意相通，那日在校场，某问您是否愿重建天雄军，绝非戏言，若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何谈重振天雄、重建我大宋强军？
我大宋承五代之乱，矫枉过正，武人备受猜忌压制。我等将门子弟，空怀热血，却报国无门，契丹、党项，乃至交趾，皆敢欺我中原，这难道不是我将门上下的耻辱么？
咱们将门，不可以这样下去了，咱们大宋，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既然事是对的，那就必须要有人做，便是遭受朝廷和官家的忌惮又如何？
我是官家的妻弟，他不会杀我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