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冲李乐飞快地撇了一下嘴，那意思是，难缠，少招惹。
李乐会意，脸上挂起那种恰到好处的微笑，带着几分
客气的尊重，“陈姐好。我刚来，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陈芸上下打量了李乐一番，目光在那圆寸脑袋上停了停，“嗯”了一声，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便绕过两人，走到靠墙那张压着玻璃板的桌子前，把包放下，又从桌上拿起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拧开盖子看了一眼，又拧上，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说了一句，“拖地别忘了把门口和走廊那片儿也拖一拖。”
“诶。”李乐应了一声。
陈芸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李乐看了一眼张大龙。
张大龙叹了口气，把头盔放在自己桌上，低声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位，难缠着呢。”
“好在你是实习的，不跟她多打交道。”他又补了一句，像是在安慰李乐，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李乐笑了笑，没接话。拎起拖把，继续拖刚才没拖完的地。
拖把蘸了水，在地上划出一道道湿痕。
水渍在晨光里泛着亮光，很快又干了，只留下一片浅浅的水印，像某些来过又走了的人，只在记忆里留下一点模糊的痕迹。
李乐一边拖地，凭着第一印象，给教务处的四个人做了个初步的侧写。
孙朝阳，教务处主任。四十五岁上下，有着偏理想主义者的壳，和偏实用主义者的核。
他相信教育能改变人，至少他还在相信。但他的相信已经不再是年轻时那种“我能拯救每一个学生”的豪情，而是一种更疲惫、也更坚韧的“我还在，我就不能不管”的执念。
典型的基层教育管理者，对上要扛压力，对下要镇得住场面，中间还要应付各种人情世故。
他试图用个人的责任感去填补制度漏洞的人，而制度的漏洞永远比个人的肩膀宽。他的问题在于，试图用学校这套话语体系去应对学校围墙之外的问题。
陈芸，教务处资深科员，凭“有189的时候我就在”的资历，稳稳地钉在这个位置上。挑剔和难缠，或许是一种存在感的确认方式，我挑你的毛病，是因为我有资格挑你的毛病；我难缠，是因为我有资本难缠。
在这个年轻人来来去去、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地方，她是那个不变的因素。
是那种把规章制度刻进骨头里的人，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熟悉，她熟悉这套流程，每一条规定放在哪个抽屉里，都清清楚楚。
对新人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经验告诉她：新人意味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意味着麻烦。这种人，你没办法喜欢她，但你也绕不开她。
张大龙，实训设备管理员。三十岁上下，皮夹克，机车头盔，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心里门儿清。他知道自己在教务处的地位，不重要，但不可或缺。
不重要，是因为自己负责的那一摊，不是教务处的核心业务；不可或缺，是因为总得有人管。
活得很明白，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对领导恭敬，对同事客气，对实习生热情。
他的生存策略，是把自己活成一瓶润滑剂，哪里需要抹一点，不显眼，但没了他，机器就转得不顺溜。这种人，在任何单位都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类——不争不抢，不出风头，不给人添麻烦。
王佳玉，负责档案和考务管管理，应该是种典型的“指令执行者”，你给我任务，我完成；你不给我任务，我就坐着。
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待着。存在感很低，但她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低存在感”，不惹事，不传话，是办公室里最安全的倾听者。
但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看到最多，因为她安静，因为她不显眼，因为人们在她面前容易放松警惕。
李乐拖完地，把拖把冲洗干净，拧干，挂回池边。
回来又给办公室的饮水机换了桶水，这才，坐回自己的位置，打开那台老旧的台式电脑。
大屁股显示器，主机箱横躺在桌上，开机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声响，像一只年迈的蜜蜂在做最后的挣扎。屏幕先是一片漆黑，然后慢慢亮起来，Windows2000的系统，桌面是蓝天白云绿草地，
打开一个Excel要等半分钟，光标在格子里移动的时候还有延迟。
李乐盯着屏幕上那个慢吞吞转
着圈的光标，耐着性子等。
办公室里渐渐热闹起来。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有人说话，有人笑，有人咳嗽。
孙朝阳进来时，还是穿着昨天那件深蓝色的西装，先习惯性地扫了一圈办公室，地面干净了，饮水机换了新水，窗户开了一条缝透气，目光在李乐身上停了一下，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王佳玉跟在后面，穿着一件米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