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起床吧。我在包子铺门口等你。”
“你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煮碗面。”
“好。”
馀志东骑上车，晨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街上人不多，只有早起锻炼的老人在路边打太极，动作很慢，慢到象一帧一帧在放的、卡了带的旧影片。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车轮碾过去，沙沙的，像踩碎了一地的、干透了的、一碰就碎的蝉蜕。
到包子铺的时候，门帘掀着，刘甜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奶白色的针织开衫，里面是一件深棕色的打底，头发扎成低马尾，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帆布鞋。她看到馀志东骑车过来，没有笑，但眼睛亮了。
“进来，面快好了。”
馀志东锁好车，跟着她走进去。后厨的灶台上，一只小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锅盖被蒸汽顶着，一跳一跳的，象一颗急不可耐的、想看看外面世界的、被关在锅里的心。刘甜甜揭开锅盖，蒸汽腾地涌上来，模糊了她的脸。她用筷子搅了搅面，关火，把面捞进碗里，浇上酱油汤，撒了一把葱花，又从旁边的碟子里夹了两块红烧肉放在面上。
“吃吧。”她把碗端到桌上，在他对面坐下来。
面很烫。馀志东吹了吹，吃了一口。面条是刘甜甜自己手擀的，比买来的粗一点，不太均匀，但很筋道。汤头是酱油和猪油调的，简简单单的，但香。红烧肉是昨天剩的，在冰箱里放了一夜，油脂凝固了，热过之后又化开了，肥的部分入口即化，瘦的部分一丝一丝的，嚼起来很香。
“好吃吗？”她问。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
“你没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刘甜甜撑着下巴看他吃，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柄他嘴角的一小块葱花擦掉了。她的手指在他嘴角停留了不到半秒，快得象什么都没发生，但他感觉到了——她指尖的温度，比葱花烫。
吃完面，刘甜甜去后厨跟刘母说了几句话。馀志东听到刘母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多穿点，那边冷。东西收拾好了就回来，别磨蹭。到了给你妈打个电话。”刘甜甜“恩嗯”地应着，背着包走出来。
“走吧。”她说。
大巴站在黄云县老城区的边缘，离包子铺大概两公里。他们走到车站的时候，一辆去黄云县的大巴正要发车，售票员站在车门旁边扯着嗓子喊“黄云黄云，走了走了”。刘甜甜拉着馀志东跑了两步，上了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大巴晃晃悠悠地开出站，上了国道。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矮楼，从矮楼变成农田。十一月的田里没什么庄稼，大部分都收了，只剩下一片一片的、黄褐色的、被翻过的土地，偶尔能看到几块没拔干净的白菜地，绿油油的，在一片枯黄里显得格外扎眼。
刘甜甜靠在馀志东肩膀上，看着窗外。
“志东。”
“恩。”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什么吗？”
“怕什么？”
“怕坐大巴。小时候我妈带我回姥姥家，坐这种大巴，车上人很多，很挤，味道很难闻，我每次都晕车。我妈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好一点，但还是晕。后来她给我买了一种糖，薄荷糖，含着就不晕了。你看，就是这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铁盒，打开，里面是几粒白色的薄荷糖，圆圆的，象一颗一颗的小药丸。她拿了一粒含在嘴里，把铁盒递给他。
馀志东也拿了一粒含在嘴里。凉，很凉，凉到嗓子眼。
“你姥姥家在哪？”他问。
“也在黄云县，但不在县城里，在下面的村子。后来她去世了，我们就不怎么回去了。再后来，那个村子拆迁了，盖了工厂，什么都没有了。”她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所以我才要回去看看这个老房子。我怕它拆了以后，我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了。”
馀志东没有说话，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手指一根一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嵌得很紧。
大巴开了四十分钟，进了黄云县汽车站。他们下了车，刘甜甜站在车站门口看了看四周，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
他们沿着一条老旧的街道往前走。这条街跟馀志东记忆里的黄云县不一样——他小时候住在县城的另一头，那边更偏，更破，全是自建房，路也没修好，一到下雨天全是泥。刘甜甜家这边算是老城区的中心，街两边还有几栋象样的楼房，但也很旧了，外墙的水泥灰扑扑的，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迹斑斑的，挂着各种颜色的被单和衣服，象一面面被洗得发白的、在风里飘来飘去的、不肯褪色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