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几乎一直在疯狂顶撞他的人。
他记起黄道周总是挺着那根老腰杆，声音比谁都大，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骂得他哑口无言，骂得他恨不得当场砍了对方的脑袋。
可他没砍。
他忍了。
因为他知道，黄道周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江山。
他什么都知道。
可他也知道另一件事——黄道周说的那些，有些对，有些……不对。
他还记得崇祯八年时，杨嗣昌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矩，他应该回家守孝三年。
可辽东的仗还在打，流寇还在窜，朝廷需要一个能统筹全局的人。
杨嗣昌是少数能提出系统性战略规划的大臣，从“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到“攘外必先安内”，条条都是针对时弊的务实之策。
他离不开杨嗣昌，所以下旨“夺情”，让他提前结束守孝回朝。
可黄道周不依不饶。
朱由检记得黄道周弹劾杨嗣昌的奏疏里，有这样几句话，他几乎能背出来。
“天下有无父之子，而能忠者乎？有不孝之人，而能义者乎？夺情之事，坏纲常，毁人伦，是欲使天下臣子皆视君父如草芥，皆以国事为借口而弃私情于不顾。此风一开，礼法荡然，国将不国！”
黄道周说的错了吗？
没有。
儒家讲“百善孝为先”，一个连父亲去世都不去守孝的人，如何能指望他忠于国家、忠于君王？
可杨嗣昌错了吗？
辽东在流血，流寇在杀人，他能走吗？
朱由检闭上眼。
杨嗣昌甚至没有贪腐，没有叛国。
他是真的在做事，真的在为大明的江山社稷绞尽脑汁。
他提出的加派“剿饷”、“练饷”，是试图从官僚和地主口袋里强行掏钱给国家用，那些银子，一点也没进他的腰包。
可仅仅因为“夺情”触犯了儒家道德的底线，仅仅因为“主和”被扣上了“卖国”的帽子，黄道周就把杨嗣昌钉在了耻辱柱上，骂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
朱由检不懂。
黄道周是忠臣，杨嗣昌也是忠臣。
可为什么忠臣和忠臣之间，不能好好说话，不能互相体谅，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黄道周坚持绝对的道德标准，他清高、刚烈、宁折不弯，他擅长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可他能上阵杀敌吗？他能筹措粮饷吗？他能想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方略吗？
不能。
他只会骂。
骂杨嗣昌“夺情”不孝，骂杨嗣昌“主和”卖国，骂崇祯“亲小人，远贤臣”，骂朝堂“道德沦丧，礼崩乐坏”。
他骂得都对。
可然后呢？
骂完了，辽东的仗就能打赢了？流寇就能自己散了？国库就能自己满了？
朱由检睁开眼，看着天幕上那个依旧端坐不倒的无头身躯，心中五味杂陈。
他敬佩黄道周。
敬佩他的刚烈，敬佩他的风骨，敬佩他宁死不屈的气节。
可他也怨恨黄道周。
怨恨他的固执，怨恨他的不近人情，怨恨他——为什么不能多理解一下他这个皇帝的难处？
“朕知道你是忠臣……”朱由检喃喃道，“可你告诉朕，朕该怎么办？把杨嗣昌赶回家守孝，然后呢？谁来替朕打仗，谁来替朕筹钱？你来吗？”
他苦笑一声。
黄道周来不了。
他只会说“臣以死报国”。
可死，解决不了问题。
那时的杨嗣昌督师出京，追着张献忠的屁股跑，从湖广追到四川，又从四川追到襄阳。
他身患重病，依旧在颠簸的马背上批阅公文；他寝食难安，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他心力交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可他追不上。
张献忠像一条滑溜的泥鳅，总是在他即将合围的前一刻溜走。而在杨嗣昌疲于奔命的那些日子里，朝堂上对他的弹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杨嗣昌拥兵自重，坐视流寇猖獗！”
“杨嗣昌畏敌如虎，不敢与贼交锋！”
“杨嗣昌丧师辱国，当斩！”
每一封弹劾奏疏，都像一把刀，扎在杨嗣昌的心上。
朱由检知道，是他给了杨嗣昌太大的权力，也给了他太大的压力。
他一个人身兼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督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看似权倾朝野，实则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他没有试错的空间。
输了，就是万劫不复。
可他崇祯呢？他算什么？
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