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等于医院可以主动帮助你死亡。”

    “我知道了。”

    陶知看向林长生。

    “那就不主动结束。”

    陶远猛地回头。

    “爸。”

    “我只是想把路问清楚。”

    陶知对儿子笑了笑。

    “路不能走，就换一条。”

    林长生心里微微一震。

    这个人刚才还在逼问死亡的边界，此刻却接受了法律的限制。

    不是因为他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仍然愿意在规则里保留选择。

    “你还想做什么？”

    林长生问。

    “我想签捐献书。”

    “现在吗？”

    “如果评估认为我符合，就现在。”

    “还需要先进行心理和法律评估。”

    “那就评估。”

    “还要确认没有受到家属、医院或其他人的影响。”

    “我自己决定。”

    林长生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可以陪同，但不要替他回答。”

    陶远擦了一下眼睛。

    “我能做到。”

    妻子点头。

    “我也能。”

    当天上午，法律顾问周律师赶到医院。

    他先单独与陶知谈话，确认其是否理解疾病进展、捐献程序和安乐死在国内的法律边界。

    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周律师没有诱导，也没有劝说。

    他只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

    “你是否知道器官捐献不等于一定能完成移植？”

    “知道。”

    “是否知道癌症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器官无法使用？”

    “知道。”

    “是否知道签署登记后，在符合条件前仍然可以撤回？”

    “知道。”

    “是否有人承诺你家庭会因此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

    “没有。”

    “是否有人要求你为了捐献停止治疗？”

    “没有。”

    “你是否仍然希望登记？”

    陶知抬头看着周律师。

    “希望。”

    周律师合上记录本。

    “我会将你的意思如实记录。”

    下午，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院长赵广平主持会议，林长生、方锐、沈若晴、护理部负责人、法律顾问、红十字会协调员以及县卫健系统代表全部参加。

    陶知没有参加。

    这是林长生坚持的。

    “患者现在需要休息。”

    “讨论时不能让他承受集体注视。”

    会议开场后，陈岚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基本流程。

    从生前表达意愿，到医学评估，再到死亡判定和移植协调，每一步都必须依法进行。

    “患者目前存在恶性肿瘤广泛转移。”

    “能否捐献，需要根据具体器官情况评估。”

    “目前不能向患者承诺具体捐献种类。”

    法律顾问则重点说明了安乐死问题。

    “患者可以拒绝某些维持治疗，可以选择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但医疗人员不得实施主动致死行为。”

    “即便患者反复提出请求，医院也不能通过药物、针灸或其他方式缩短生命。”

    这句话说完后，会议室内一片沉默。

    护理部负责人低声问：“如果患者极度痛苦，镇痛药可能造成呼吸抑制，使用时如何把握？”

    “以缓解痛苦为目的，根据规范剂量逐步调整，并持续监测。”

    法律顾问回答。

    “不能因为担心副作用而拒绝镇痛，也不能以镇痛为名故意加速死亡。”

    林长生一直没有发言。

    赵广平看向他。

    “林主任，你怎么看？”

    “先把患者的三个愿望拆开。”

    林长生抬起头。

    “第一，他希望捐献器官，这是可以依法评估和登记的意愿。”

    “第二，他希望在清醒时和家人告别，这是临终关怀的一部分，医院应当支持。”

    “第三，他希望主动结束生命，这部分不被现行法律允许，医院必须明确拒绝。”

    “但拒绝不能只说不行。”

    “还要告诉他，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会议室里有人点头。

    林长生继续说道：“我们可以提供充分镇痛，处理呼吸困难，允许家属陪伴，保留他的自主表达，避免无意义的过度抢救，并在符合医学和法律条件时启动捐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