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不言说“你帮我写个招生告示”，陈文远二话没说，铺纸研墨，一挥而就。他的字好，端正有力，每一笔都带着几十年的功夫，不像张不言写的，歪歪扭扭像鸡爪子扒的。告示贴在县衙门口的布告栏上，贴在新学书院的大门上，也贴在城南集市和城北贫民区的巷口。白纸黑字，内容简单：“新学书院，免费招生。凡六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儿童，不论男女，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不收束脩，管一顿午饭。有意者，到玄坛巷新学书院报名。”
不留一手，不藏着掖着，把能说的都说了。不收钱，还管饭。这几个字，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出去。
最先来报名的，是城南集市卖菜的老刘。他大字不识一个，连告示上的字都认不全，是听隔壁摊贩念给他听的。念到“不收束脩，管一顿午饭”的时候，他的手一抖，称杆差点掉了。他不识字，但“不收钱”三个字听得懂，“管饭”两个字也听得懂。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事？不收钱，还管饭？他不敢相信，但又不甘心错过，收摊之后，骑着那辆破旧的独轮车，赶到玄坛巷，想亲眼看看。
他站在院门口，不敢进去。探头往里看了看，院子里站着几个孩子，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一个年轻人蹲在旁边，手把手地教，声音不大，但很有耐心，教了一遍又一遍，不着急，也不发火。老刘看了很久，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请问，这里是新学书院吗？”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年轻人抬起头，站起来——很多年后，老刘还会跟人讲起这一幕，说那一天下午，阳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那个人身上，像给他披了一件金色的衣裳。
“这里是新学书院，我是张不言。”
老刘的腿一软，差点跪了下去。他早就听说过张不言的名字——青石县的“神使”，活捉黑旋风的英雄，府试案首，文曲星下凡。他以为这样的人一定住在高门大院里，出门前呼后拥，说话趾高气扬。可这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蹲在地上教孩子写字，指甲缝里还有泥巴，看起来比他这个卖菜的还朴素。
“张先生，我……我家小子今年八岁了，皮得很，没人管。我想让他来念书，可我家穷，交不起束脩……”老刘的手在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板，用麻绳串着，绳子上全是汗渍和油污，不知道攒了多久。他把铜板放在石桌上，推给张不言，“先生，这是束脩，不多，您别嫌少。”
张不言看了一眼那把铜板，又看了看老刘。这个人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巴，手腕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不知道是被什么割的。他把铜板推回去，说：“不收钱。告示上写了，不收束脩，管一顿午饭。”
老刘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把铜板收回衣袋，拉起张不言的手，使劲握了握，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了。
第二天，他把儿子送来了。小男孩叫刘柱，八岁，黑瘦黑瘦的，像一根从煤堆里捡出来的木棍。他穿着一件大人的旧褂子，袖子卷了好几道，露出细得像柴棍的小胳膊。他站在院子里，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张不言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说：“你叫刘柱？”小男孩点了点头，声音像蚊子叫：“嗯。”“你爹是卖菜的？”又点了点头。“你想认字吗？”这一次，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光，像是夜晚的星星——怯怯的，但很亮。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张不言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进去坐，第一排，靠窗。”
消息越传越远。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甚至连城外流民营的人都听说了。第三天，来了二十多个孩子。第四天，来了四十多个。第五天，教室坐不下了。
张不言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挤不进来的孩子，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他，有的还哭了。他想了想，说：“今天先回去，明天再来。书院要扩建，过几天就能坐下。”孩子们不走，站在门口，不肯离开。陈文远走出来，站在张不言旁边，看着那些孩子，低声说：“先生，咱们的粮食不够了。”
张不言没有说话。他走进灶房，找到周氏，问她：“咱们还有多少粮食？”周氏正在淘米，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张不言。她的脸上没有担忧，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平静的、踏实的、像是在说“日子总会好起来”的表情。
“先生，还有半个月的口粮。省着点吃，能撑一个月。”
张不言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灶房。他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那些挤在门口的孩子，看着他们眼睛里那种渴望的光——那是饿了好久之后看到食物时才会有的光，不是肚子饿，是脑子饿，是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教他们认字、从来没有人觉得他们值得被教的那种饿。他不能把他们赶走，他做不到。
“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