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县的孩子们不能总蹲在槐树下上课。夏天还好，树荫底下凉快；冬天就不行了，风一吹，冻得直哆嗦，毛笔都握不住。张不言早就想盖几间像样的教室，但一直没钱。府台的赏银来得正是时候。他在玄坛巷看中了一块地皮，紧挨着他现在的院子，原来是两间塌了一半的破屋，住着一个孤老头，年前死了，房子空着，地契在衙门里挂着，标价十五两。张不言找到周明远，说要买，周明远二话没说，让孟文远把地契取来，免了契税，十五两成交。
拿到地契的那天，张不言站在那块空地上，张开双臂量了量。东西宽约八丈，南北深约六丈，不大，但盖两间教室、一间书库、一间教员室，绰绰有余。
赵大虎带着人开始干活。他们都是流民营里的汉子，以前只会种地、砍柴、搬石头，跟着张不言干了半年，学会了砌墙、盖瓦、搭梁，虽然不是专业瓦匠，但干出来的活有模有样。李老实带着几个木匠，把从山上砍来的松木锯成板材，刨得光滑平整，准备做课桌和凳子。
张不言也没闲着。他脱了外衣，挽起袖子，跟赵大虎一起搬砖、和泥、上梁。他的手是送快递的手，不是泥瓦匠的手，但干了几天之后，磨出了茧子，不那么疼了。
第十五天，教室的墙砌好了。第二十二天，屋顶的瓦铺好了。第三十天，门窗装上了，地也铺平了。两间教室，每间能容三十个学生；一间书库，靠墙打了书架，等着放书；一间教员室，张不言给自己用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简简单单。
挂牌那天，张不言让李老实做了一块木匾，他自己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字——“新学书院”。字不好看，但很大，每一笔都很用力，远远就能看到。
赵大虎把匾挂在大门上方，退后几步，仰头看了看，又转过头看了看张不言，咧嘴笑了：“先生，咱们有书院了！”
张不言站在门口，看着那块匾，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不是激动，不是骄傲，是一种踏实。从今以后，孩子们不用蹲在槐树下上课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教室，自己的桌子，自己的凳子。从今以后，他不再是一个在院子里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书院的“山长”。虽然这个书院只有两间教室、一个老师、十几个学生，但它是一个开始。
消息传出去，来报名的比张不言预想的多得多。不只是流民营的孩子，县城里的百姓也把孩子送来了。有的穷，交不起束脩，张不言说不收钱，免费来学。有的富，硬要塞银子，张不言推辞不过，就收了，换成笔墨纸砚，给孩子们用。孙家、李家、王家没有送孩子来，张不言也不指望他们来。他们的孩子有私塾，有举人进士教，看不上他这个破书院。
第一个来报名的百姓家的孩子，是个女孩，十岁，叫巧儿。她爹是城西卖豆腐的，姓钱，人老实，话不多，站在院门口，搓着手，吭哧了半天才说：“张先生，我家巧儿……女孩子，能来吗？”张不言说：“能。男女都收。只要想学，就来。”钱豆腐的眼眶红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子，塞进张不言手里，说：“先生，这是束脩，不多，您别嫌少。”张不言没有推辞，收下了。
第二个来报名的，是个男孩，十二岁，叫石头。他爹是城北的铁匠，姓李，李铁匠嗓门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到：“张先生，我家石头皮得很，您帮我管管。不听话，您就打，打坏了不怪您。”张不言看了看石头，虎头虎脑，眼睛很亮，虽然调皮，但不让人讨厌。他说：“我不打学生。他不听话，我讲道理。讲不通，让他爹讲。”李铁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说：“先生，您这个教书法，我没见过。”
孩子们陆陆续续地来，大的十五六岁，小的五六岁，挤在两间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张不言一个人教不过来，陈文远主动请缨，说：“先生，我帮您教。”张不言想了想，说：“你教经义，我教新学。”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就搬了过来，住在教员室里，白天教书，晚上备课，比张不言还认真。
上课的第一天，张不言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那些陌生的面孔——大的、小的、男的、女的、穷的、富的，眼睛里有好奇、有期待、有紧张、有兴奋。他拿起木炭，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新学启蒙”。然后转过身，看着他们。
“你们来这里，不是来学八股文的，不是来考功名的。你们是来学怎么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他顿了顿，又说，“当然，如果想考功名，我也教。但我教的东西，考功名用不上。所以你们要想清楚，到底来学什么。”
孩子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巧儿第一个举手，站起来，声音细细的：“先生，我想学认字。我爹说，认了字，就能记账，不算错钱，不被坏人骗。”张不言点了点头：“好，我教你认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