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远没有走。他从石墩上站起来，走到张不言面前，整了整衣冠，然后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鞠得很深，腰弯成了一张弓，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停顿了五息，才直起身。他的眼眶有些红，不是因为伤心，是因为激动。那种激动不是年轻人见到偶像时的狂热，而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一束光时的那种难以自持的震颤。
张不言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认识陈文远——县学的秀才，二十出头，家境贫寒，在县学教书糊口。之前来过几次，每次都坐在最后面，不提问，不发言，只是听。听完就走，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像一块沉默的石头。但今天这块石头开口了。
“先生，”陈文远的声音有些发抖，“您今天讲的逻辑，我想了一整天，越想越觉得——以前读的那些书，都白读了。”
张不言端起茶碗，发现茶已经凉了，又放下了。他看着陈文远，问：“为什么这么说？”
陈文远在他对面的石墩上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腿。他想了很久，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鼓起勇气。
“我从小读书，老师说，圣人的话都是对的，照着做就行，不要问为什么。我读了十五年，背了十几万字的书，考中了秀才。可您问我，这些书里说了什么，我能背出来；您问我，这些书里的道理怎么用在做事上，我答不上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老师没教过，书上没写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抬起头，看着张不言，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今天您讲逻辑，讲‘因为……所以……’，讲‘如果……那么……’。我才知道，原来想问题是有方法的。不是胡思乱想，是一步一步地推，推出来的结论对不对，可以用事实去验证。这个方法，比背一百本书都有用。”
张不言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了一个让他意外的问题：“你想学？”
陈文远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在石墩上，疼得他龇了龇牙，但他顾不上，整个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膝盖砸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旁边正在收拾碗筷的周氏吓了一跳，手里的碗差点掉了。赵大虎从灶房探出头来，看到陈文远跪在张不言面前，愣了一下，然后缩了回去。
“先生，”陈文远跪在地上，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想拜您为师。”
张不言没有立刻答应。他看着跪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想起了自己在现代的日子——那个十平米的隔断房，那张吱吱呀呀的折叠床，那些永远送不完的快递。他何德何能，配收一个秀才当徒弟？他连四书五经都读不顺，连毛笔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他会的那点东西，都是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里看来的，从短视频里刷来的，从网文里读来的。皮毛而已，经不起深究。
但他没有拒绝。不是因为虚荣，是因为他看到了陈文远眼里的光——那种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突然看到一束光时的光。这束光不是他点的，是逻辑点的，是数学点的，是自然哲学点的。他只是那个举着火把的人。火把不是他的，但他可以递给别人。
“我不收徒弟。”张不言说。
陈文远的眼神暗了一下，膝盖在青石板上挪了挪，但没有站起来。
“但我收学生。”张不言继续说，“你想学，就来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问。问了我也不会，那就一起琢磨。”
陈文远抬起头，眼睛里的光又亮了起来，比刚才更亮。他没有说话，只是磕了一个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咚的一声，很实在。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笑了。那笑容有些腼腆，像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既兴奋又紧张，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先生，那我明天什么时候来？”
“上午我要去县衙处理公务，下午在工地上盯着挖渠，傍晚回来。你傍晚来，我上完孩子们的课，再给你讲。”
陈文远用力地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双手捧着递给张不言。书不厚，纸页发黄，边角卷曲，封面上写着“论语集注”四个字，是朱熹的注本。这本书他读了十年，翻来覆去地读，每一页都有他的批注，密密麻麻的，字迹工整而细小。
“先生，这本书送给您。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
张不言接过书，翻了翻。纸张已经脆了，边缘有些破损，但字迹清晰，批注工整。他能看出这本书被翻阅了多少次，被读得有多仔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一个读书人十几年的心血。
“好。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