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这个念头，他早就有了。从他第一天在槐树下教孩子们认“人、口、手、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他手里只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翻来覆去地教那几首诗，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但除了认字，什么也没学到。他不想只教认字，他想教更多的东西——数学、逻辑、自然、历史、地理，那些在这个时代被称作“奇技淫巧”的东西，那些能让孩子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东西。
但他不知道怎么教。他不是老师，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连教案都不会写。他唯一的教学经验就是在快递站给新来的员工培训——“这个区域的件怎么分，那条路线怎么走，哪个小区的门禁密码是多少”。实用，但不成体系。直到《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从三轮车里刷了出来。
这套书，在现代是被无数高中生诅咒的噩梦，但在这里，是宝贝中的宝贝。不是因为它能帮人考上大学，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语文分册里的文言文阅读、古诗词鉴赏、作文指导，可以用来教语文；数学分册里的代数、几何、函数，可以用来教数学；英语分册虽然用不上，但文综分册里的历史、地理、政治，可以用来教常识。他不是要按部就班地教，而是挑着教——挑那些在这个时代有用的、能帮孩子们理解世界的、能让他们比同龄人看得更远的东西。
第一批学生是流民营的孩子们，七个，从五岁到十二岁不等。小虎是最大的，也是最积极的。他每天早早就搬着小凳子坐在槐树下，手里攥着那颗绿色的玻璃珠，等张不言来上课。其他孩子有的比他大，但没他积极；有的比他小，坐不住，听一会儿就去追鸡了。张不言不勉强，能听多少听多少，听不进去的以后再说。他不想把上课变成一种惩罚，孩子们愿意来，他就教；不愿意来，他也不逼。
第一堂课，他教的是数学。不是算术——孩子们都会数数，赵大虎教过他们。他教的是阿拉伯数字。
“你们看，这个是1，这个是2，这个是3。”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写下十个阿拉伯数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孩子们瞪大眼睛看着那些奇怪的符号，像看天书。小虎第一个举手：“先生，这比咱们的字简单！”张不言点头：“对，简单，但好用。你们记数的时候，用这个比用汉字快。”
他教他们写，教他们读。1像棍子，2像鹅，3像耳朵，4像旗，5像钩子，6像勺子，7像锄头，8像葫芦，9像气球，0像鸡蛋。这是他小时候老师教他的口诀，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又用上了。孩子们学得很快，小孩子学新东西没有包袱，不像大人，总觉得“祖宗的规矩不能改”。他们觉得这些符号好玩，像画画一样，画着画着就记住了。
第二堂课，他教的是加减法。用阿拉伯数字算，比用算盘快，比在心里默数准。他出了几道题，让孩子们在木板上算。小虎算得最快，第一个交卷，全对。张不言奖励了他一颗糖——麦芽糖，在县城买的，一文钱一大块，他掰成小块，谁答对了就奖一块。其他孩子看到小虎有糖吃，眼睛都红了，做题做得更认真了。
第三堂课，他教的是逻辑。“你们听好，”他在木板上写下两句话，“所有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对不对？”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举手问：“先生，孔子是谁？”张不言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来，在这个世界，孔子不叫孔子，叫孔丘，也不一定是“圣人”。他只好解释：“孔子是个很厉害的人，你们不用管他是谁，就当他是个人。”孩子们似懂非懂，但“所有人都会死”这句话他们听懂了。小虎说：“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对。”张不言点头：“对。这就是逻辑。从一个对的道理，推出另一个对的道理。”
他又出了一道题：“鸡兔同笼，头三十五，足九十四，问鸡兔各几何？”孩子们傻眼了，连赵大虎蹲在旁边听，都皱起了眉头。张不言没有直接教他们怎么算，而是先教他们设未知数——用方框代替不知道的数，然后列等式，然后解。这是代数的基础，也是逻辑的基础。孩子们听不懂，但他不急。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他有的是时间，孩子们也有的是时间。
陈文远是第七天来的。
那天张不言正在教孩子们地理——用木炭在木板上画了一张简陋的世界地图。不是精确的，是大致的轮廓，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他用不同形状的圈圈代表不同的大陆，标出“我们在这里”，然后在青州府的位置点了一个点，在青石县的位置点了一个更小的点。
“世界很大，”他说，“你们以为青石县就是全世界，其实不是。青石县上面有青州府，青州府上面有大乾王朝，大乾王朝的东边有大海，大海的那边还有大陆，大陆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