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卷宗里的每一条信息都拆开、打散、重新组合，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他在纸上画了三张图：一张是作案动机分析图，一张是时间线图，一张是人际关系图。
作案动机，无非四种：仇杀、财杀、情杀、灭口。
财杀？卷宗里写得清楚，王家财物没有丢失。王福来书房里的银票、柜子里的现银、库房里的布匹，一样不少。凶手不是为了钱。
情杀？王福来的妻子是本分人，没有外情。王福来本人虽然有钱，但不沾花惹草，连个妾都没有。几个仆役也都是老实人。情杀的可能性极低。
灭口？这倒有可能。赵大虎打听到的传言说，王福来手里有孙家偷税漏税的证据，孙家为了灭口杀人。但这只是传言，没有证据。
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仇杀。
张不言在“仇杀”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粗线。
他接着分析时间线。案发时间是三年前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那天晚上，王家上下正在准备祭灶，院子里摆着供桌，灶糖、灶饼、香烛都摆好了。按照习俗，小年夜全家应该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然后送灶王爷上天。凶手偏偏选在这一天动手，不是巧合，是有意为之——他知道这一天王家所有人都会在家，不会有人外出，可以一网打尽。
这是一个心思缜密、计划周详的凶手。
卷宗里记录了一个关键的细节：王家的大门没有被撬的痕迹，后门也没有。凶手是怎么进去的？要么是有人从里面开了门，要么是凶手自己就有钥匙。不管哪种可能，都说明凶手跟王家关系密切，或者有内应。
张不言在“内应”两个字下面画了一个问号。
然后是凶器。卷宗里说，王福来胸口的致命伤是被利器刺穿的，但没有写明是什么利器。张不言翻遍了卷宗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在最后一页的夹缝里找到了一行小字：“凶器系王家厨房所用剔骨尖刀，刃长五寸，宽一寸，单刃，无护手。”
凶器是王家自己的刀。
这个发现让张不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凶手没有自带凶器，而是用了王家厨房的刀。这说明什么？说明凶手不是预谋杀人？不对，如果是临时起意，怎么会选在小年夜这个全家都在的日子？唯一的解释是：凶手故意用王家的刀，是为了制造一种“内部人作案”的假象，或者，他根本就没打算带走凶器，因为他知道刀上查不出指纹——这个时代还没有指纹鉴定技术。
张不言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盯着屋顶的横梁看了很久。他的脑子里在模拟案发当晚的场景：凶手从某个入口进入王家，先去厨房拿了刀，然后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杀人。十三个人，分布在不同的房间里，凶手要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杀。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体力。更重要的是，凶手要确保没有人跑出去喊救命。
这说明凶手不止一个人。
一个人杀十三个人，即使对方没有防备，也很难做到不留活口。只要有一声尖叫，邻居就会听到。但卷宗里说，案发当晚，邻居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要么是凶手下手极快，快到被害者来不及叫喊；要么是凶手捂住了被害者的嘴，一刀毙命；要么——凶手用了某种方法让被害者无法呼救，比如先下毒，再补刀。
张不言又翻了一遍卷宗，想找有没有提到中毒的迹象。没有。仵作的验尸报告写得很简单，只说“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没有提是否有中毒。
仵作。这也是一个疑点。验尸报告写得这么潦草，是仵作水平不行，还是有人让他不要写得太详细？
张不言在“仵作”两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
他开始整理人际关系图。
王福来是布商，在青石县做了二十多年生意。他的生意伙伴遍布青州、徐州、扬州，但真正跟他有密切往来的，不超过十个人。卷宗里列出了几个名字：孙德茂（孙家的老掌柜），李延年（李家的大管家），陈万山（城西粮铺的陈掌柜，就是张不言认识的那个陈掌柜），还有几个外地商人的名字。
张不言在“孙德茂”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王福来的家人：妻子刘氏，大儿子王继祖，二儿子王继宗，大女儿王秀兰，小儿子王继业（六岁），大儿媳张氏，孙子王宝儿（两岁）。五个仆役：管家老吴，厨娘孙妈，丫鬟春兰、秋菊，门房老赵。
十三个人，全部遇害。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十多岁。凶手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心狠手辣，毫无人性。
张不言在“王仁”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王仁是王福来的侄子，在布庄当账房。案发前跟王福来有激烈矛盾，案发后迅速接手了布庄，行为反常。他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