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吸了一口烟，把烟雾吐出来。烟雾在暮色里慢慢地升起来，象一条灰色的蛇，扭动着身子，往天上爬。那条蛇越爬越高，越爬越细，越爬越淡，最后消失在天际。

    他把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走进仓库，打开办公室的门。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档柜、一张沙发。桌子上有一部电话、一个计算器、一个算盘、一盏台灯。台灯是旧的，铁皮灯罩生了锈，开关不灵了，要按好几下才亮。他按了好几下，台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桌上，照在计算器上，照在算盘上，照在那一摞帐本上。他坐下来，翻开帐本，开始算帐。他把每辆车的收入、支出、利润一项一项地列出来，加在一起，减去房租、水电、工人工资、司机工资、贷款利息。数字出来了——这个月赚了八千块。

    八千块。

    他把这个数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用计算器加了三遍，用算盘拨了三遍，用手算了一遍。八千块。没有错。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眼角的皱纹上、额头的抬头纹上、下巴的胡茬上。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很小，很淡，像冬天早上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化了。但他笑了。

    一九九四年秋天，黄老板又来找他了。

    “家安，我要在福州开一个分公司。水果从产地运到福州，再从福州分销到全省。运输这块，我想全部包给你。你有多少辆车？”

    “五辆。三辆跑长途，两辆跑短途。”

    “不够。我要你至少十辆车。”

    家安看着他。黄老板瘦了一些，啤酒肚小了一些。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扎在裤腰里，皮带是金利来的，扣头是金色的，方方正正的，擦得锃亮。他的脖子上还是戴着那条金项炼，但手指上的金戒指从三个变成了一个。他看起来不象以前那么张扬了，沉稳了一些，象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很多年的石头，棱角磨圆了。

    “黄老板，我现在只有五辆车。你要十辆，我买。五辆新车，加之原来的五辆，正好十辆。但我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半年。”

    “半年太长了。三个月。我给你三个月。三个月后，你的车队要有十辆车。福州那边的业务，我等你。”

    他站起来，伸出手。家安也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黄老板的手很大，很厚，很热，象一块刚从火上拿下来的石头。他握得很用力，家安的手指被他握得咯吱咯吱地响。

    “家安，我看好你。你这个人，靠谱。”

    他松开手，转过身，走出了办公室。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哒哒哒的，从近到远，从大到小，消失在仓库门口。家安站在办公室里，手还伸着。黄老板的体温还留在他的手掌心里，热热的，湿湿的，象一把火。他把手收回来，握成拳头，把那一把火握在手心里。那把火烧着他的手掌心，从手心烧到手指，从手指烧到手腕，从手腕烧到手臂，从手臂烧到心脏。他的心脏在烧。

    他拿起电话，拨了陈阿圆的号码。

    “阿母，我要再买五辆车。”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听到了灶间里油锅的滋滋声，听到了锅铲碰到锅沿的叮当声，听到了水烧开的咕嘟声。这些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从泉州传到他的耳朵里，从耳朵传到心里。

    “你哪来那么多钱？”

    “贷款。我跟银行贷。贷五十万。”

    “五十万？你还得起吗？”

    “还。三年还清。”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他听到了陈阿圆的呼吸声，很轻，很匀，象风吹过稻田。

    “你的事，你自己定。”

    “阿母，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知道。”

    电话挂了。嘟——嘟——嘟——家安握着话筒，站了很久，久到话筒里传来急促的嘟嘟声，他才把话筒放回去。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家安从银行贷了五十万。他用了两个月，买了五辆车。三辆重型卡车，两辆冷柜车。他雇了五个新司机，两个新装卸工，一个新的会计。会计是个女孩子，叫小芳，也是泉州人，刚从财校毕业，扎着马尾辫，戴着近视眼镜。她把帐本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眉头皱得很紧。

    “老板，你这个帐，记得太乱了。收入支出混在一起，没有分类，没有编号，没有凭证。这个月赚了多少钱，你根本算不清楚。”

    家安看着她。小芳的眉毛是弯弯的，细细的，象两片柳叶。她的嘴巴是小小的，红红的，象一颗樱桃。她的手指是白白的，嫩嫩的，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葱白。

    “你帮我理。”

    小芳用了一个星期，把家安这三年的帐从头到尾理了一遍。她把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分类列出来，编号，做凭证，装订成册。她把最终的报表放在家安面前。家安看了看上面的数字，笑了。他笑着笑着，眼框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