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板，你需要我运什么？”
“水果。芒果、葡萄、苹果、芦柑。从产地运到泉州，从泉州运到各个批发市场。一年四季都有货。你运得了吗？”
“运得了。我有三辆货车，一辆冷柜车。不够我再买。”
“好。运费月结。你每个月把帐单给我，我月底结清。”
家安看着他。“黄老板，第一次合作，能不能先付一半？我要养车、养司机、养工人。没有本钱垫货。”
黄老板看着他，笑了。“你这人，做生意太小心了。我说了月底结清，就月底结清。你信不过我？”
家安看着他，没有说“信得过”，也没有说“信不过”。他看着黄老板手上那三个金戒指，看着他的啤酒肚，看着他的花衬衫，看着他的金项炼。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年冬天，在永春达埔的村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陈家铺子门口。那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顶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柜台上。纸上画着一些陈阿圆看不懂的图案，但上面有几个字她认得——民、国、三、十、六、年。那个人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问你阿爸一件事。他问你阿爸，缅甸那边现在还能不能走货。陈远水说，缅甸的路断了，走不了。其实路没有断，他只是不想再走了。他走了二十年，从泉州到缅甸，又从缅甸回到泉州。他的腿瘸了，耳朵聋了，他不想再走了。
家安看着黄老板。“黄老板，我相信你。但我有我的规矩。第一次合作，先付一半。以后熟了，你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
黄老板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叩着，一下一下的，当当当，象在敲着一面鼓。他忽然笑了，笑得很响，整个办公室都震了。“好！一半就一半！你这人，有意思！”
他打开皮包，从里面数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这是这个月的运费，先付一半。你点点。”
家安把钱点了一遍，又点了一遍。他拿起那张合同，看了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家安。三个字，歪歪扭扭的，跟林清石写得一样歪，一样扭。他把合同递给黄老板，黄老板签了字，把一份留给他。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黄老板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哒哒哒的，从近到远，从大到小，消失在楼梯口。家安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握着那张合同。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签名是蓝的。他把合同看了好几遍，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从“甲方”看到“乙方”，从“运输标的”看到“争议解决”。他没有学过法律，不太懂那些条条框框。但他知道，这张纸意味着他的公司要上一个台阶了。不是爬一个坡，是上一个台阶。坡可以慢慢爬，台阶要一步跨上去。跨不上去就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头破血流，摔得爬都爬不起来。
他把合同放进保险柜里，锁好，把钥匙放进口袋里，拍拍口袋。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阳光很大，晒得他头皮发麻。他眯着眼睛，看着那辆红色的新车，看着那辆白色的旧车，看着那辆蓝色的二手车，看着那辆冷柜车。四辆车，四个颜色，红、白、蓝、白。它们并排停在院子里，像四个等在那里的人。
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地面是水泥的，烫的，粗糙的，一粒一粒的。他把手指伸进水泥地面的裂缝里，裂缝很深，手指不够长，够不到底。他把手指从裂缝里抽出来，手指上沾着灰、沙、土。
他站起来，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拨了陈阿圆铺子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接。他拨了第三遍，有人接了。是家宁。
“喂，哪位？”
“家宁，是我。阿母呢？”
“在灶间做饭。你等一下，我去叫她。”
电话那头传来脚步声，哒哒哒的，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然后是一阵沙沙的声音，话筒被人拿起来了。
“家安？”是陈阿圆的声音。
“阿母，我今天接了一个大客户。黄老板。做水果批发生意的。他要跟我合作，把水果从产地运到泉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家安听到了灶间里油锅的滋滋声，听到了锅铲碰到锅沿的叮当声，听到了水烧开的咕嘟声。这些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从泉州传到他的耳朵里，从耳朵传到心里。
“好。你好好干。”
“阿母，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知道。”
电话挂了。嘟——嘟——嘟——家安握着话筒，站了很久，久到话筒里传来急促的嘟嘟声，他才把话筒放回去。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闭上眼睛。他想起了陈远水。陈远水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低着头，打着算盘。算盘珠子在他手指下噼里啪啦地响着，脆脆的，象有人在磕瓜子。他拨珠子的手势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