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铜板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她端起了酒杯，敬了周明远，敬了林清石，敬了家安，敬了家兴。家兴从福州赶回来了，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服，运动服的领口竖着，拉链拉到最上面。他的头发剪短了，露出额头。额头上有几颗青春痘，红红的，肿肿的。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着人。他看着家宁，看了很久，端起酒杯。“姐，我敬你。你以后要好好的。”
家宁看着他。他比她高出了一个头，肩膀比她宽了很多。他不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用竹签刻杠、用破陶罐浇水的小孩了。他是一个大人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学园艺的，会种果树、种蔬菜、种花。他在福州大学城的试验田里种了一片草莓，草莓熟了，红红的，甜甜的，他用保温桶装了一桶带回来给家宁。
“姐，草莓。我种的。你尝尝。”他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一桶草莓，红红的，亮晶晶的，挤在一起，象一群在开会的红脸娃娃。家宁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嚼。汁水在嘴里炸开，甜的，不是那种齁人的甜，是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像山泉水一样的甜。她咽下去了。
“甜。”她说。
家兴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能看到那条缝后面黑洞洞的口腔。那条缝还在，从八岁到二十岁，十二年了，一直没有合上。
一九九〇年秋天，家宁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周念恩。念恩，念恩，念着恩情。念谁的恩情？念陈远水的恩情，念陈阿圆的恩情，念苏阿梅的恩情，念林清石的恩情，念家安的恩情，念家兴的恩情，念陈家铺子那根扁担的恩情，念承天巷那些青石板的恩情，念从缅甸到泉州那条路的恩情。她把这些恩情都揉进了女儿的名字里，两个字，念恩。念的人知道恩，被念的人不知道。但念的人知道就够了。她把女儿抱在怀里，看着她的脸。女儿的脸是圆圆的，眼睛是大的，皮肤是白的，嘴巴是小的，鼻子是挺的。她长得象家宁，家宁长得象陈阿圆，陈阿圆长得象苏阿梅。一代一代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从缅甸传到泉州，从泉州传到永春，从永春传回泉州。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不知道传了多少年。但那张脸没有变过。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这就是陈家的脸，这就是陈家铺子的脸，这就是那条从缅甸到泉州的路的脸。
陈阿圆看着这个孩子，看了很久。
“她长得象你。”她对家宁说。
“她长得象你。”家宁对陈阿圆说。
“她长得象你阿嬷。”陈阿圆说。
家宁看着女儿。女儿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匀，象一只安静的小猫。她的手指头小小的，五根手指张开着，象一朵刚开放的花。家宁把手指伸进女儿的手心里，女儿的手指立刻合拢了，抓住了家宁的手指，抓得紧紧的，像抓住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家宁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没有擦，让它流。
一九九一年春天，家兴大学毕业了。他没有留在福州，也没有去大城市找工作。他回到了泉州。他要在陈家铺子旁边开一个花店。
“阿母，我要开一个花店。就在陈家铺子旁边。”
陈阿圆看着他。他的脸晒黑了，比上大学之前黑了很多。他的手粗了，经常在试验田里干活，手上磨出了茧子，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着人。那双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他在大学四年里找到的。大学四年，他学会了种花、种果树、种蔬菜。他知道了什么是嫁接、什么是扦插、什么是组织培养。他知道了什么是光合作用、什么是呼吸作用、什么是蒸腾作用。他知道了什么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自己想做什么——他要在陈家铺子旁边开一个花店。
陈家铺子卖金枣，金枣是甜的。他的花店卖花，花是香的。甜和香并排站在一起，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在陈家铺子的旁边。黑瓦黄墙，木门木窗，地上铺着碎砖，碎砖缝里长着青笞，青笞上放着一个陶罐，罐里种着一株茉莉花。
“阿母，你答应吗？”
陈阿圆看着他。她想起了二十七年前，林清石在永春的院子里对她说的话——“阿圆，我想自己做生意。”那时候她什么也没说，从陶罐里摸出了一串铜板，放在他手心里。那些铜板是她一分一分从嘴里省下来的，一颗金枣一颗金枣攒下来的。那些铜板磨得发亮，被麻绳串着，在煤油灯下泛着暗暗的光。
她现在又从陶罐里摸出了一串铜板，放在家兴手心里。铜板磨得发亮，被红绳穿着，红绳是新的，大红色的，是家宁买回来的。
“阿母，你答应了？”
“你的事，你自己定。”
家兴把那些铜板攥在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