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黑暗中看到了陈远水。他哥站在他面前，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把算盘。算盘珠子在他手指下噼里啪啦地响着，脆脆的，象有人在磕瓜子。他哥低着头，嘴唇微微动着，在默书着什么。他的眉头皱着，额头上三道抬头纹挤成了一个川字。他哥瘦，肩膀窄，腰细，站柜台的时候背微微弯着，象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哥。”他喊了一声。陈远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水木。”他喊了一声。声音很轻，轻得象风吹过稻田。
陈水木睁开眼睛。陈远水不见了。他站在苏阿梅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件旧棉袄，脸上湿了一片。
他把棉袄穿上了。棉袄太大了，穿在他身上空空荡荡的，肩膀的地方垮了下来，领口象一个大大的洞，他的脖子细得象一根竹杆，从那个洞里伸出来。但他穿着它，穿着它，穿着它哥的棉袄。他走到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是巴掌大的一块碎玻璃，镶在木框里，挂在灶间的墙上。木框裂了，用胶布缠着，胶布发黄了，边角翘起来了。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老人——花白的头发，稀疏的，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像冬天山坡上残留的枯草；脸上的皱纹深得象刀刻的，一道一道的，从额头到下巴，从左脸到右脸；背驼了，头往前伸，下巴快碰到胸口了；穿着一件大了一号的棉袄，棉袄的右肩上有一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
他在镜子里还看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站在他身后，穿着同样的棉袄。他年轻，头发是黑的，背是直的，肩膀是宽的。他站在他身后，象一座山。他在笑，嘴角微微往上翘着，象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水木。他哥在喊他。
他回过头。身后没有人。灶间里传来陈阿圆切菜的声音——咚咚咚，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像心跳。院子里传来家兴喂鸡的声音——咕咕咕，咕咕咕，象在跟鸡说着什么只有鸡能听懂的话。巷子里有人在走路，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门缝里挤进来，从窗户缝里钻进来，从墙缝里渗进来，灌进他的耳朵里。他听到了所有的声音，但没有听到他哥的声音。他哥的声音在棉袄里，在领口的螺纹中，被棉线一根一根地夹着。他把领口贴在耳朵上。他听到了——心，他哥的心。
扑通，扑通，扑通。在跳。
从那以后，陈水木每天都穿着那件棉袄。天热了，别人都穿单衣了，他还穿着。陈阿圆说叔，天热了，脱了吧。他摇头。家宁说叔公，你都出汗了，脱了吧。他摇头。家兴说叔公，你这样会中暑的。他摇头。他没有说话，就是摇头。他把领口贴在脸上，闭上眼睛，感受着陈远水的温度。棉袄里已经没有温度了，但他觉得有。他觉得陈远水还暖着。在那件棉袄里，在他哥的骨血里，在那根扁担挑过的三千里路上。那些路是热的，被太阳晒热的，被人踩热的，被血和汗浇热的。路不会凉。
一九八五年夏天，陈家铺子门口的石榴树结果了。不是去年那几颗青涩的小果子，是红红的、大大的、熟透了的石榴。皮裂开了，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籽，红红的，亮晶晶的，象一颗一颗红宝石挤在一起。家兴爬上树去摘，家宁在树下接。家宁今年毕业了，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书——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当语文老师。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没有扎辫子，风一吹，头发就飘起来，象一面黑色的旗。她在树下仰着头，看着家兴在树上摘石榴。手伸得高高的，手臂在阳光下晒成了小麦色。石榴从树叶间露出来，红红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姐，这边有一颗大的！”
家兴从树上探过身去，够那颗大的石榴。树枝被他压弯了，咯吱咯吱地响。他够到了，把石榴摘下来，扔给家宁。家宁接住了，捧在手心里，石榴很大，比她的拳头还大，皮是红黄相间的，裂开的口子里能看到里面的籽，一颗一颗的，挤在一起。
她想起了当年从巷子深处捡到的那颗青石榴——硬邦邦的，青色的，上面有一道被虫子咬过的疤痕。她把那颗青石榴砸开了，从里面挖出几颗干瘪的种子，埋在铺子门口的土里，浇了水，等了三个月，发了芽。等了三年，开了花。等了五年，结了果。
从一颗被虫子咬过的青石榴，到一颗红彤彤的、裂开了口子、露出密密麻麻的籽的石榴，走了五年。走了一条路——从土里到地上，从地上到树上，从树上到家宁的手里。它走了五年。
她把石榴举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清清的、甜甜的香味。她掰开石榴，把籽一颗一颗地剥下来，放在碗里。籽红红的，亮晶晶的，象一颗一颗小小的红宝石。她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嚼了嚼。汁水在嘴里炸开，甜的，不是那种齁人的甜，是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像山泉水一样的甜。她咽下去了。她又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嚼着，咽下去了。
她端着那碗石榴籽走进铺子，放在柜台上。“阿母，石榴熟了。你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