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阿梅坐在门口，身上披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棉袄很大，把她整个人都裹在里面。她没有睡，眼睛半睁半闭，看着巷子。巷子里很黑，很静，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在她脸上，她眯了眯眼睛，没有躲。她的鼻子在风里抽动了几下，象在闻什么。
她闻到了金枣的甜，腌茶叶的咸，虾酱的腥，旧木头的霉，新稻草的香，煤油灯的焦，她自己的头发里散发出来的衰老的气味，还有巷子深处那棵老榕树的根在土里呼吸时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沉沉的、像大地心脏跳动一样的气息。
她闭上眼睛。
陈阿圆从灶间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出来，把盘子放在柜台上。盘子里有苹果、有橙子、有金枣。苹果是家兴带来的，从永春摘的，个头不大，但很甜；橙子是巷口水果摊买的，皮薄汁多，酸酸甜甜的；金枣是铺子里自己做的，金黄金黄的，象一颗颗小太阳。
“阿母，吃点水果。”她走到苏阿梅面前，蹲下来，把一颗金枣递到她嘴边。
苏阿梅张开嘴，把金枣含了进去。她嚼了很长时间，象是在品这颗金枣的味道，又象是在品一生的味道。她嚼着嚼着，嚼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的时候，她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一个笑。很小，很淡，像冬天早上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化了。但它在那里，它在她的嘴角停留了一瞬间，然后消失了。
“阿圆。”她喊了一声。
“阿母。”
“你阿爸走的那天，你记得吗？”
陈阿圆的手抖了一下，盘子里的金枣晃了晃，有一颗滚了出来，骨碌碌地滚到地上，滚到柜台下面去了。她没有去捡，没有站起来，蹲在那里，看着苏阿梅。
“我记得。”她说。
“你记得他跟你说了什么吗？”
陈阿圆想了想。陈远水走的那天，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听到了几个字——“铺子”“路”“阿圆”。她把那几个字拼在一起，拼成了一句话。那句话是——“铺子在路边，路在人在。”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原原本本要说的，但这就是她听到的，这就是她记下的，这就是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他说，铺子在路边，路在人在。”
苏阿梅点了点头。“你阿爸这辈子，什么都不会说。但他什么都做到了。”她把手从棉袄里伸出来，摸索着找到了陈阿圆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是凉的，陈阿圆的手也是凉的，两只凉手握在一起，谁也不能给谁温暖。但它们握在一起了，握得紧紧的，握得手指都发白了，握得指甲掐进了对方的手背。它们不需要给对方温暖，它们只需要握在一起，就知道彼此都在。
“阿圆，你把铺子开好了。你阿爸看到了。他在天上看着，他说，阿圆比我强。”
陈阿圆蹲在那里，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没有声音，没有抽泣，没有哽咽，就那么静静地、慢慢地、从眼角溢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流到嘴角，咸的。她没有去擦，就让眼泪流着，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滴在夯土地上，滴在家兴用粉笔画的那辆汽车上，滴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方向盘被她的一滴眼泪洇湿了，粉笔的痕迹模糊了，方向盘变成了一团白色的、圆圆的、像月亮一样的东西。
月亮下面，是一双握在一起的手。
一只是苏阿梅的，干枯的、关节肿大的、指甲长长的、灰灰白白的手。一只是陈阿圆的，粗糙的、被茶叶汁液染黄的、布满老茧和伤疤、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和金橘汁液的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象两棵在地底下长在一起的树根，分不清哪条是谁的。
初一那天没有客人。承天巷里的老街坊们都忙着走亲戚、拜年、吃酒席，没有人来买金枣。陈阿圆难得清闲一天，坐在柜台后面的矮凳上，手里拿着那本翻烂了的《日用杂字》，一页一页地翻着。书页已经卷了边，有些地方被水浸过，字迹模糊了，但那些字还在那里，在纸里面、被纸包着。你用手摸上去，能感觉到那些笔画留在纸上的凹痕，像盲文，象一条条被压扁了的路。
她把书翻到最后一页，看着吴先生写的那两行字：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
她的手指在那两行字上慢慢地划过去，一笔一划，从“人”划到“问”。她的手指在“学”字的最后一笔上停了一下，那个字的笔画很多，挤在一起，象一群人挤在一辆没有座位的公交车里。她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浮现出吴先生的样子——留着山羊胡，穿长衫，走路的时候背着手，象一只踱步的鹅。他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前面，看着七岁的她踮着脚尖摆金枣，说了一句“这个女囡眼睛亮，可惜了”。
她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可惜。现在知道了。可惜就是你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