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了满满两页纸，写到了作文纸的最后一行。写完了，她把铅笔放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纸上的字有些歪，有些挤，有些地方的墨水重了，有些地方的墨水轻了，但每一句话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编出来的。
不是她想写这些。是这些字自己流出来的，从她的笔尖，从她的手指，从她的手心，从她的手腕，沿着手臂往上走，走到肩膀，走到脖子，走到脸颊。她感觉自己的脸是热的，手是热的，整张作文纸在她面前散发着一股温热的气息，象是刚出炉的面包，象是刚出锅的面线。
她呼出一口气，把那口气吹在作文纸上，纸轻轻飘了一下。
她把卷子翻过来，开始做后面的题目。
下午考数学。家宁最怕的科目。不是她数学不好，是数学太死。一道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中间地带。不象语文，作文没有标准答案，写什么都可以，怎么写都可以，只要你写出来的字能让人看见，能让人看懂，能让人心里动一下。
她做完了前面的填空题和选择题，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一道大题。题目是一道应用题，讲的是一个运输队从A地到B地送货，去的时候速度是每小时多少公里，回来的时候速度是每小时多少公里，问平均速度是多少。她看着这道题，想起了林清石的货车。林清石每次从永春送货到泉州，走的是山路，去的时候下坡多，快一些，回来的时候上坡多，慢一些。如果让他来算这道题，他肯定算不出来——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知道自己的车能跑多快，知道这条路哪里有弯哪里有坡哪里有坑，知道下雨天要慢一些、晴天可以快一些，知道货重了要慢一些、货轻了可以快一些。他不会算平均速度，但他会开车。他能把货送到，能把钱赚回来，能把一家人养活。
她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列了一个方程式。她解了很久，解了三遍，每一遍的答案都不一样。她咬着铅笔头，看着那道题，看着那些数字和符号。它们在她眼前跳着，象一群不听话的猴子，东蹿西跳的，抓不住，摁不住，打不服。
她想到了陈阿圆。陈阿圆也不会算这道题。但她会打算盘，她会算一斤金枣卖一分钱、一天卖了三斤六两、一共收了多少钱；她会算一坛腌茶叶成本八毛、卖一块二、净赚四毛；她会算铺子一个月的房租水电进货开销、减掉之后还剩多少。她不会列方程式，不会求未知数X，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但她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快，她的帐本记得比谁都清楚，她的生意做得比谁都稳。
家宁把铅笔从嘴里拿出来，在草稿纸上重新列了一个方程式。这一次她没有急，一步一步地解，每一步都检查一遍，确认没有算错。解到最后，她得到了一个答案。她不知道对不对，但她把那个答案写在了卷子上。
交卷的时候，她把卷子翻过来看了一眼，那个答案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象一颗被种在土里的种子。它会不会发芽？她不知道。但她把它种下去了。
考完试，家宁走出校门，天已经快黑了。校门口的人散了大半，只剩下几个家长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她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看了看面前的路。路是中山路，往北通往她的家，往南通向不知名的远方。她往北走。
走了十几步，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家宁——”
她停下来，回过头。陈阿圆站在校门口的路灯下，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身上还系着围裙——她来不及换，直接从铺子里跑出来的。围裙上沾着茶叶汁液的黄渍和虾酱的腥味，脸上有一道被灶灰抹黑的印记，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
“阿母，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饭。”陈阿圆走过来，把保温桶递给她，“考了一天了，肯定饿了。”
家宁接过保温桶，打开盖子。里面是面线，鸡汤底，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和几根青菜。面线还烫着，热气从桶里冒出来，糊了她一脸。她低下头，喝了一口汤。鸡汤很鲜，咸淡刚好，不咸不淡，跟她平时在家里喝到的一模一样。
她蹲在路边，吃完了那桶面线。陈阿圆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她吃。路灯的光照在她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个长一个短，长的在前面，短的在后面，象一个人牵着另一个人的手。
家宁吃完面线，把保温桶盖上，递给陈阿圆。陈阿圆接过去，用围裙把桶外面的油渍擦了擦，然后提着桶，转身往回走。家宁跟在她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中山路上。路两边的店铺已经亮起了灯，霓虹灯在暮色中闪铄着五颜六色的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整条街照得象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家宁看着那些光，看着那些光映在陈阿圆的背上，把她的蓝布衫染成了各种颜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蓝，一会儿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