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哥在永春读高中。你阿爸每个月要给他寄生活费。你阿嬷一个人在永春，要人照顾。铺子里的生意刚起步，钱都压在货上。你要是考上了，学费、生活费、住宿费——”陈阿圆停了一下，“家里供不起两个。”
家宁的眼睛没有动。那光还在那里，没有灭，没有暗，没有因为陈阿圆的话而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它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亮着，象一盏不会被风吹灭的灯。
“阿母，我知道。”家宁的声音很轻，轻得象怕惊动柜台上的灰尘，“我不要家里供。我可以自己挣。放学以后我可以帮你干活，周末我可以跟哥去推板车。学费我自己攒。”
陈阿圆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柜台上的算盘。算盘珠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那是几十年来的手汗浸润出来的。她伸出手，拨了一颗上珠，那颗珠子跳上去，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咔哒。
“你考吧。”陈阿圆说，“考上了，学费的事，阿母想办法。”
家宁的眼睛终于动了一下。不是眨，不是闪，是从安静变成不那么安静，从沉静变成不那么沉静。那里面的光还在，但光的颜色变了——从深水的蓝变成了浅水的绿，从深井的黑变成了井口的天。
那天晚上，家宁坐在小屋里，把帐簿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第一页。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宁到了泉州。”这行字下面，她空了几行，然后写下了新的一行：
“一九八〇年三月，家宁决定考泉州一中。”
她看着这行字，把毛笔放下，用手指摸了摸刚写上去的字。墨还没有干，手指被染黑了，黑色的墨水渗进指纹的纹路里，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她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墨的臭味，淡淡的，呛呛的，像烧焦的橡胶。
她合上帐簿，放进枕头底下，躺在上面，闭上眼睛。
窗外，巷子里有人在走路，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她听着那个声音，想着那个走路的人是谁——是那个每天傍晚来买金枣的老太太吗？是下夜班回家的工人吗？是出来找猫的邻居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人在走路，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走路，在走自己的路，在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她也该走了。
她睁开眼睛，在黑暗中坐起来，摸索着穿上鞋，走到窗边。窗户是朝北的，窗外是一条窄巷子，巷子对面是一堵长满青笞的砖墙。月光从巷子上方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砖墙上，青笞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绿光，象一条绿色的河在墙上流淌。
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凉凉的，湿湿的，带着青笞和泥土的气味，还有一点点远处的海水的咸味。她把手伸出去，手指在风里张开，风从指缝间穿过，像无数根细细的、凉凉的、看不见的线，穿过她的手指，穿过她的手心，穿过她的手腕，沿着她的手臂往上爬。
她闭上眼睛，让那些线爬遍她的全身。
一九八〇年四月，家安做了一件事。
他把板车卖了。不是卖给收破烂的，是卖给一个在中山路上摆摊卖水果的中年男人。那个男人需要一个板车来拉货，家安需要一个本钱来做一件他不知道该不该做的事。两个人讨价还价了一个下午，从十二块砍到十块，从十块砍到八块，从八块砍到六块五。最后以六块五成交，板车加两个备用轮胎加一卷麻绳，统统归那个水果贩子。
家安拿着六块五毛钱，在中山路上站了很久。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看着那个水果贩子把他的板车推走了。板车的车轮压在柏油路面上，声音跟压在青石板上的时候不一样——压在青石板上是沙沙声，像蛇在草丛里爬；压在柏油路面上是哗哗声，象有人在翻书。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板车走了。他在承天巷口站了半年的那个地方空了。路灯还在，电线杆还在，墙上的青笞还在，那个位置还在——但板车不在了。
他转身走回铺子。
陈阿圆正在给一个客人称腌茶叶，看见家安走进来，脸色不对，把称好的茶叶递给客人，收了钱，转过身看着他。
“板车呢？”
“卖了。”
“卖了？卖板车干什么？”
家安没有回答。他把那六块五毛钱放在柜台上，放在陈阿圆的手旁边。钱是皱的，有几张被汗洇湿了，边角卷起来了，像几片被晒蔫的树叶。
“阿母，我想学开车。”
陈阿圆看着柜台上的钱，看着儿子那几根握着钱的手指。他的手指粗了，关节大了，指甲盖上有白色的斑点，是缺钙的表现。他的手上有好几道伤口——新的、旧的、深的、浅的，有的是被坛子的碎片划的，有的是被板车的麻绳磨的，有的是被金枣的核戳的。这些伤口在他手上画出各种各样的线条，象一张没有完成的地图。
“学开车要多少钱？”陈阿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