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宁听着，手里的花生忘了剥。
苏阿梅又拿起一颗花生，捏开了，花生米掉进碗里，壳扔在地上。
“你阿公走了以后，我想过把那个帐簿烧给他。后来没烧。烧了就没有人知道那些人了，那些他遇到过的人，那些‘拄两根拐杖的人’，那些‘欠两分钱的人’。他记了他们一辈子，不能烧。”
她把最后一颗花生捏开，把花生米放进碗里，把碎壳拢了拢，堆在脚边。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到灶台边，舀了一瓢水，慢慢地喝着。
“家宁。”她放下水瓢，没有回头。
“阿嬷。”
“你阿公那个帐簿，你拿去看。看完放回去就行了。他不在了，但那些人在。你把那些人记住，他就没白活。”
那天晚上，家宁把那本帐簿从床底下拿了出来。
她坐在煤油灯下，一页一页地翻着。灯光很暗，她把帐簿凑得很近，鼻子快碰到纸页了。纸页上的字在灯光下有些反光，墨迹是黑色的，纸是黄色的，黑和黄叠在一起，像秋天的树叶落在泥地上。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很多字她不认识——陈远水识字不多，写的字也不规范，有的是错别字，有的是他自己发明的简写字，有的是写了一半就停下来的缩写。但她连蒙带猜，大概能看懂。
她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在纸页的最下方，字迹比前面的都要潦草，象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笔尖握不稳。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走不动了。阿圆给我煮了一碗面。”
“我吃了。”
“好吃。”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歪歪扭扭的，挤在纸页的右下角，差点被纸边裁掉了。
“我对不起阿圆。把她从缅甸挑回来，没有让她过上好日子。”
家宁把那行小字看了很多遍。她把这行字刻在了脑子里——不是记在心里，是刻在脑子里，像陈远水当年把“阿圆站柜台”刻在碗底一样，一笔一划，深深的，深到骨头里，深到髓腔里，深到那个永远都不会被时间磨灭的地方。
她把帐簿合上，熄了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木头的，有几条裂缝，裂缝里有蜘蛛网。她看不见，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它们在那里很久了，从她住进这间屋子起就在那里了。她从来没有清理过它们，不是懒，是她觉得蜘蛛也要活着。蜘蛛织网，网破了再织，织了再破，破了再织。一只蜘蛛一辈子能织多少张网？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阿公的一辈子写了多少字。一本帐簿，几十页纸，几百个字。
他把一辈子的路，写在了几百个字里。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家宁做了决定。
她要从永春搬到泉州去。
不是去玩，不是去帮忙，是去长住。她要在泉州读初三，在泉州的学校参加中考，考泉州的中学，考泉州的大学——如果她考得上。她要离开永春了，离开这个她出生、长大、跑了十四年的小山村。她要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她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没有开灯。灶间是黑的，院子是黑的，村子是黑的。只有东边的天有一点点亮，白白的，淡淡的，象一张没有上色的纸。
她在灶台上烧了一锅水，给自己下了一碗面线。面线是陈阿圆做的，从泉州带回来的。她把水烧开了，把面线下进去，用筷子搅了搅。面线在沸水里翻滚着，由硬变软，由直变弯。她往碗里放了一勺猪油、一勺酱油、几滴香油，把煮好的面线捞进碗里，撒上葱花。
她端着那碗面线，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一口一口地吃着。
面线很长。她吸了一根，吸了好几下才吸完。面线的尾巴在嘴边甩了一下，汤汁溅在她的下巴上，烫得她嘶了一声。
她想起了陈远水。她想起了陈远水吃面线的样子——低着头，吸得很慢，面线在他嘴里象一条白色的蛇，一点一点地被吞进去。他的嘴在动，腮帮子鼓着，眼睛眯着，象是在品尝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又象是在跟那根面线告别。
她把那碗面线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柜，拿起墙角那个蓝布包袱，走出了灶间。
苏阿梅站在院子门口。
天还没有大亮，路灯已经灭了，但太阳还没出来。苏阿梅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花白，脸上没有表情。她看着家宁的方向——她的眼睛看不清，但她知道家宁站在那里。她知道她的孙女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那本被她从床底下翻出来的帐簿。
“阿嬷。”家宁喊了一声。
苏阿梅没有应。“到了泉州，给你阿母帮忙。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家安要上学，家兴还小，你阿爸要送货。你去帮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