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锹土是陈阿圆铲的。她从苏阿梅手里接过铁锹，铲了一锹土，撒在棺材上。土落下去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闷闷的，像拳头捶在沙袋上。
她站在那里，看着棺材上那层薄薄的土。土是褐色的，湿湿的，黏黏的，盖在棺材上，象一层被子。棺材已经看不见了，被土盖住了，只露出一点白色的边角。她看着那点白色，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把铁锹递给身后的人。
她没有再看。
她牵着家安和家宁的手，走下山坡。家安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阿母，”他说，“阿公在土里会不会冷？”
陈阿圆没有回答。她牵着家安的手，走得更快了一些。家安被她拉着跑起来，跟跄了几步，差点摔倒。
“阿母，你走太快了。”
陈阿圆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下来。她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走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风从山下吹上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吹得她的蓝布衫紧紧地贴在身上，象是有什么人从背后抱住了她。
她回到院子的时候，苏阿梅已经坐在灶间里了。她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放着一个陶罐，罐子里的水凉了，她不知道，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她看着灶膛里的火，灶膛里没有火，但她还在看，象是在等什么。
陈阿圆走进去，在她旁边坐下来。
“阿母。”她喊了一声。
苏阿梅没有应。
“阿母，你饿不饿？”
苏阿梅摇了摇头。
“阿母，你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
苏阿梅看了看她，摇了摇头。“哭不出来了。眼泪在缅甸就哭干了。”她转过头，看着灶膛，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象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你阿爸这个人，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他十六岁离开家，在缅甸苦了二十年，好不容易盘了个铺子，日本人的飞机来了。逃了三年难，腿瘸了，耳朵也聋了一只。回到泉州，开了个铺子，土改来了。他不敢再做生意了，去种地，种了几年地，供销社来了，生意更不好做了。来到永春，日子刚好过一点，身体又不行了。
他这辈子，就象那根扁担，断过三次，绑了三次。每一次都以为接好了能一直用下去，但每一次又断了。”
她停了一下。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在缅甸的时候没说，在逃难的路上没说，在泉州的时候没说，在永春的这些年也没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事。阿梅，没事。’”
她把陶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拇指在罐沿上慢慢地画着圈。
“他走的那天下午，我跟他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桃花开了，他说，你最喜欢桃花，在缅甸的时候曼德勒没有桃树，你说你想看看桃花。不是你想看桃花，是他想看你看到桃花的样子。他这个人，什么事都是为了别人。年轻的时候为了家里人，结了婚为了老婆，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扁担，两头挑着别人，中间压着自己。”
苏阿梅的声音终于发抖了。
“我想告诉他，你这一辈子够了。你走过的路，比三辈子的人加起来都长。你受过的苦，比十辈子的人加起来都多。你没有对不起谁，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
“你要是想走，你就走吧。”
“不要回头。”
“前面的路不好走，但你什么路没走过呢？瘸了一条腿，不是也走了三千里吗？”
“阿水，你走好。”
陈阿圆坐在苏阿梅旁边，听着母亲说这些。她没有哭。她的眼泪也在昨天流干了，流得一滴不剩。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灶膛里那堆冷透了的灰。
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介于黑白之间的颜色。它曾经是木柴，木柴曾经是树枝，树枝曾经是树，树是种子长出来的。种子是陈远水从山上捡回来的，捡回来种在院子里，长成了龙眼树。龙眼树的枝被砍下来，劈成柴，塞进灶膛里，烧成了灰。
灰又回到土里，土里的灰又被树根吸上去，变成新的树枝，新的叶子，新的花，新的果。
陈阿圆看着那堆灰，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阿爸没有死。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他变成了那棵龙眼树，变成了那把梳子，变成了那根扁担，变成了坛子里的腌茶叶，变成了金枣。他变成了风，变成了雨，变成了泥土，变成了种子。他变成了她身体里的血，变成了家安、家宁、家兴眼睛里的光。他变成了这个家族里每一个人的骨头，变成了他们走路时不自觉挺直的脊背，变成了他们在困难面前说“没事”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