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个多月，肿才消了。但腿已经歪了，从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再也没有好过。
苏阿梅看着那条腿，看了很久。她的手指轻轻地摸着腿上的伤疤，从膝盖摸到脚踝，又从脚踝摸回膝盖。伤疤很多，大的小的，深的浅的，有的已经变成了白色，有的还是紫红色。每一个伤疤都有一个故事，有的她记得，有的她不记得，有的是他受了伤都没有告诉她。
她把他的腿放下来，给他穿上裤子，盖上被子。
然后她端着那盆水，走到院子外面，泼在了那棵龙眼树下。
水渗进土里，很快就看不见了。但苏阿梅知道它在下面，在树根够得到的地方。树根会把它吸上去，送到树干、树枝、树叶里，送到明年春天新长出来的花苞里。花开了，落在地上，又变成土，土又被树根吸上去。
她蹲在龙眼树下，看着那一小片被水洇湿的泥土，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回了灶间。她不知道什么是轮回，什么是转世，什么是生命循环。她只知道，水泼在地里，树会喝到；树喝了，花会开；花开了，人会看到。人看到了，就会想起浇水的那个人的手。
她的手，粗糙的，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这双手洗过无数的衣裳、无数的碗、无数的尿布，揉过无数的面团、无数的茶叶、无数的金橘。这双手给陈远水洗了无数次的澡，擦了无数次的身，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在他已经走了之后。
她把手伸进水盆里，洗了洗，在围裙上擦干。
“阿圆，”她喊了一声，“棺材的盖子，什么时候盖？”
陈阿圆站在灶间门口，听到这句话，象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跟跄了一步，扶住了门框。
“明天。”她说，“让阿爸再待一晚。”
苏阿梅没有说话。她走到石凳前，在陈远水旁边坐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凉透了，但她坐在他旁边，象是他还是活的一样。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手是凉的，硬邦邦的，骨头硌着她的手心。她握着那只手，看着院子里那棵龙眼树。
龙眼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微微地摇晃，象一个人在招手。树下那摊泼过水的地方，泥土的颜色比旁边深一些，在夕阳的馀晖里泛着暗暗的光。
她握着陈远水的手，在那棵龙眼树下坐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陈阿圆没有睡。
她坐在灶间的灶台前，灶膛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拿着那把断了齿的梳子，在灶台前坐了一整夜。
她没有梳头。她只是握着那把梳子，拇指在梳子背面那朵刻花上一遍一遍地摩挲。刻花的纹路已经很浅了，浅得几乎摸不到，但她还是能感觉到。那朵花在她的拇指下面，象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它在等她把它挖出来。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四岁那年，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她从箩筐里探出头来，看见父亲的背影。他的背很宽，肩膀很宽，挑着两只箩筐走得很稳。即使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箩筐也只是轻轻地晃，不会把她颠出来。她那时候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不知道父亲走了多久，不知道父亲的肩膀上压了多少重量。她只知道那个背很宽，很稳，很安全，可以让她放心地坐在箩筐里，看着天上的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
想起七岁那年，陈家铺子开张。她站在柜台后面，踮着脚尖，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父亲从柜台下面摸出一颗金枣，放在她手心里，说“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颗”。她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教她算帐。后来她才知道，父亲是在教她——吃了就是吃了，欠了就是欠了，走过的路不会白走，咽下去的苦不会白咽，它们都会变成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变成你的骨，你的血，你的肉。
想起十二岁那年，土改工作队来陈家铺子。父亲蹲在灶间门口抽着烟，说“阿圆，以后有人问你阿爸在缅甸的事，你就说，你阿爸是种地的”。她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比做生意的安全。后来她明白了。在那个时候，种地的不会被人问“你在缅甸到底做了什么”，不会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不会被人在半夜敲门。父亲用一把锄头，把自己从“华侨商人陈远水”变成“种地的陈远水”，把可能砸到家人头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了自己身上。
想起十六岁那年，出嫁。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回过头，看见父亲站在人群后面，手插在裤兜里，眼睛一直看着她。她没有哭。但她知道父亲哭了。父亲没有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但他口袋里的手帕是湿的。她后来从母亲嘴里知道，父亲在她走后，一个人坐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坐了一整个下午。没有算帐，没有拨算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