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圆记了。
今天是九月初八。
她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出灶间。陈远水还坐在石凳上，家兴已经从他怀里滑下去了，蹲在地上捡蚂蚁。蚂蚁在石凳子腿旁边排成一队在搬一粒米，家兴用手指头挡住它们的路，蚂蚁们绕道走，他又挡住，蚂蚁们又绕道。他乐此不疲地玩着，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陈远水看着他玩蚂蚁，脸上没什么表情。
“阿爸。”陈阿圆走过去，蹲在他面前。
陈远水看了她一眼。
“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远水想了想，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九月初八。”
陈远水又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
“你的生日。”陈阿圆说。
陈远水愣了一下。他看着女儿蹲在面前的样子，看着她的脸。她的脸上有被灶膛里的火烤出来的红，有被茶叶汁液染出来的黄，有被风吹出来的皴裂，有被岁月刻出来的细纹。她不再是那个在陈家铺子柜台后面踮着脚尖摆金枣的小女孩了。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不过生日。”陈远水说。
“我知道。”陈阿圆站起来，“但我想给你煮一碗面。”
她转身走进灶间，从柜子里拿出一把面线。面线是她自己做的，用永春的面粉，加盐加水揉成面团，再拉成细丝，晾在竹杆上晒干。她做面线的手艺是跟林母学的，林母做面线做了几十年，做得又细又匀，煮出来一根是一根，不会糊。
她把水烧开了，把面线下进去，用筷子搅了搅。面线在沸水里翻滚着，由硬变软，由直变弯，象一条条白色的蛇在水中游动。她打了一个荷包蛋进去，蛋清在沸水里迅速凝固，包裹住蛋黄，变成一朵白色的云。她又在碗底放了一勺猪油、一勺酱油、几滴香油，把煮好的面线和荷包蛋捞进碗里，撒上葱花。
她端着那碗面线走出灶间，走到陈远水面前，蹲下来，把碗递给他。
“阿爸，吃面。”
陈远水看着那碗面。面线白白的，葱花绿绿的，荷包蛋黄黄的，猪油在热汤里化开了，油花在汤面上漂着，亮晶晶的。他看着这碗面，看了很久，久到家兴蹲在地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看蚂蚁了。
他伸出手，接过了碗。
手在抖。汤在碗里晃来晃去，洒了一些在手指上，烫得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用另一只手稳住碗，把碗端到嘴边，低下头，喝了一口汤。
汤很烫。他烫得皱了一下眉头，但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然后他用筷子挑起一根面线，慢慢地吸进嘴里。面线很长，一根面线他吸了好几口才吸完，面线的尾巴在嘴边甩了一下，汤汁溅在他的下巴上。
他吸完了那根面线，嚼了嚼，咽下去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陈阿圆。
“好吃。”他说。
陈阿圆蹲在他面前，看着父亲吃面的样子，看着他颤斗的手、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干裂的嘴唇。她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吃着那碗面线，吃得那么慢，那么仔细，象是在数每根面线有多少根，又象是在品每根面线里的味道——盐的味道，酱油的味道，猪油的味道，葱花的味道，还有女儿手掌心的温度。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四岁那年，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她含着那颗硬糖，口水淌了一胸口。阿爸蹲下来用袖子擦她的嘴，说“甜就对了，日子要跟这糖一样，越嚼越有味道”。
现在她在想，那颗糖是什么味道的？她记不清了。但她记得阿爸蹲下来擦她嘴时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那道光是她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不断地查找、不断地遇见、不断地失去又重新找到的东西。
那道光照在她的脸上，也照在她的心里，从缅甸到泉州，从泉州到永春，那道光的温度没有变过。它一直在那里，在父亲的眼里，在她的心里，在被她用面线喂大的孩子的眼里，在那些孩子将来用面线喂大的孩子的眼里。
光不会灭。
路不会断。
她把那碗空碗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碗还是温的，碗底剩了一点面汤，她端起来喝掉了。汤已经凉了，但味道还在——咸咸的，淡淡的，有一点点甜。
她站起来，拿着空碗走进灶间，把碗放进水盆里，倒了一瓢水泡着。然后她系好围裙，走到案板前，拿起菜刀，继续切那把没有切完的青菜。菜刀碰到案板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咚咚咚的，节奏还是那么均匀，象是从没有被打断过。
院子里，陈远水坐在石凳上。家兴又爬回了他腿上，在他怀里扭来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