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钱一斤？”

    “八分。”

    “别家卖七分。”

    “别家的芦柑不是永春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永春的？”

    林清石不会说这种话。他站在那里，嘴巴张了张，想说“你看这个皮，你看这个肉”，但说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旁边卖布的大姐看不下去了，替他吆喝了几句：“永春芦柑啊！甜得很啊！不甜不要钱啊！”

    路过了几个人，停下来看了看，买了几斤。又过了几个人，又买了几斤。一筐芦柑卖了大半，还剩下几颗小的，林清石自己吃了。

    他坐在中山路的路沿石上，啃着一颗芦柑，汁水顺着手腕流下来，滴在灰扑扑的裤腿上。他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看着那些穿着鲜艳衣裳的女人、骑着自行车按着铃铛的男人、被大人牵着手走的小孩，看着这个比他住了二十多年的永春大得多的城市，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是害怕，也不是兴奋，是一种说不清的、混杂着酸甜苦辣的味道，就象他手里这颗芦柑一样。皮剥开之前不知道里面是酸是甜，剥开了才知道，这一颗是甜的，下一颗可能酸的，再下一颗可能又是甜的。你不知道你会吃到哪一颗，你只能一颗一颗地剥，一颗一颗地尝。

    他把最后几颗小的也卖了，不是按斤卖的，是按颗卖的。一分钱一颗，三颗两分钱。一个老太太买了三颗，回去给她孙子吃。林清石从她手里接过两分钱，铜板还带着老太太手心的温度，暖暖的。

    那一天，总共卖了四块二毛钱。

    刨去收芦柑的成本和来回的路费，净赚一块一。

    林清石把那一块一毛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骑上三轮车往回走。出了城天就黑了，他在黑暗中骑着车，没有灯，凭感觉走。路两边是黑漆漆的田野，偶尔有一盏从农舍窗户漏出来的灯，远远的，小小的，象一只萤火虫。他就朝着那些光的方向走，走了一段光没了，又朝着下一盏走。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院子门虚掩着，灶间还亮着灯。他把三轮车推进院子，轻手轻脚地放好，走进灶间。陈阿圆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手里拿着那本《日用杂字》，头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灶膛里的火已经不旺了，只剩下几根没烧完的木柴在暗红色的灰烬里发出微弱的光。

    他蹲下来，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陈阿圆猛地醒了，手里的书掉在地上。她眨了几下眼睛，看清了面前的人，松了一口气。

    “回来了？吃饭了吗？”

    “不饿。”

    “锅里给你留了饭，我去热。”她站起来，跟跄了一下，腿麻了又坐回了凳子上。她揉了揉腿，等麻劲过去了，才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把锅盖揭开，从里面端出一碗饭。饭还是温的，上面盖着几块红烧肉和两片青菜。

    林清石接过碗，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就着灶膛里最后一点馀火的光，开始吃饭。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象是每一粒米都要嚼出味道来。

    陈阿圆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饭。灶膛里的光映在他脸上，他的脸被光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太阳晒脱皮的痕迹，暗的那一半藏着他的疲惫和他的眼睛里的那道光。

    “今天卖了多少？”她问。

    “四块二。净赚一块一。”林清石嘴里含着饭，含混不清地说。

    陈阿圆愣了一下。四块二，净赚一块一。她算了一下，这个数不对。按她给他定的价格和成本，这一趟应该能赚一块五六。她看着林清石埋头吃饭的样子，没有追问。她知道那几毛钱去哪了——大概在路上买了什么东西，或者给了哪个乞讨的老人，或者掉了，或者被人偷了。不管怎样，她不问了。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梳子，是那把从缅甸带回来的梳子，那把断了两根齿的木头梳子。断的齿还在，被她用胶水粘上了，粘得不牢，梳头的时候偶尔会掉下来，她就再粘上。她拿着梳子，慢慢地梳着头发。头发已经很长了，垂到腰际，她嫁过来之后几乎没有剪过，每天盘在脑后，用一根簪子别住。现在把簪子拔了，头发散下来，象一匹黑色的布从头顶垂到腰间。

    林清石吃完饭，把碗放在灶台上，看着她梳头。他看了好一会儿，看得入了神。

    “看什么？”陈阿圆停下梳头的动作，梳子举在半空中。

    “看你。”林清石说。

    陈阿圆没有象以前那样把头发盘回去，她继续梳着，一下一下，从头顶梳到发尾，梳得很慢，很仔细。灶膛里的最后一根木柴烧完了，火灭了，灶间完全暗了下来。只剩下一轮从窗户照进来的月亮，把两个人的影子淡淡地印在地上。

    “清石。”她在黑暗中喊了一声。

    “恩。”

    “早点睡，明天还要送货。”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