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圆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也下来了。她赶紧用手背擦掉，不想让父亲看见。但陈远水已经看见了。他什么都没说，腾出一只手来，在女儿的肩膀上拍了两下。拍得不重，轻轻的，象是怕拍碎了什么。
那天中午，苏阿梅做了一桌子菜。
有陈阿圆最爱吃的金枣，有她从小喝到大的老鸭汤，有她出嫁前最喜欢的红烧肉，还有一碟她从缅甸的时候就爱吃的腌茶叶——陈远水亲手腌的，用缅甸的老法子，茶叶拌着花生和蒜头，跟陈阿圆自己做的不太一样，多了一味她在别处吃不到的苦。
“阿爸还做腌茶叶呢？”陈阿圆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嚼了两口，眼框又红了。
“你阿爸现在别的不管了，就管那一坛子腌茶叶。”苏阿梅在旁边说，“谁都不让碰，连你小弟要舀一勺都不行。他自己腌自己卖，卖的钱专门攒着，说是要留给外孙。”
陈远水正在喝汤，听到这句话，汤勺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他放下汤勺，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乱讲。”
苏阿梅不服气：“我怎么乱讲了？那个陶罐子里的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陈远水不说话了，低下头继续喝汤，耳朵尖红红的。
陈阿圆看着父亲红了的耳朵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暖得她鼻子发酸，暖得她想哭又想笑。她低下头，给怀里的家安喂了一口米汤，嘴里轻声说：“家安，你看你阿公，耳朵红了。”
家安听不懂，但他张着嘴等着下一口米汤。
吃过午饭，陈阿圆把家安交给苏阿梅，自己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柜台还是那块旧门板，用了十几年了，门板的边缘已经磨得发白，被手掌和袖子擦得油亮亮的。柜台上面的瓶瓶罐罐还是老样子，虾酱、金枣、腌茶叶、盐巴、火柴，位置都没变。她伸手摸了摸那个装金枣的粗陶碗，碗沿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是她七岁那年，第一次站在柜台后面，踮着脚尖摆金枣的时候磕掉的。她那时候还够不着柜台的最里面，要整个人趴在柜台上才能把金枣摆到最远的地方。那个碗沿磕在柜台的棱上，她吓了一跳，以为母亲要骂她。苏阿梅只是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小心点”，然后把那只碗照样摆回了柜台上。那个缺口就这样留了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柜台下面，那个陶罐还在。蓝布盖着，石头压着。她蹲下来，掀起蓝布，往里面看了一眼。罐子里不是空的——她上次回来的时候罐子底只有几个铜板，现在铜板多了，用一根麻绳串成了一串，整整齐齐地码在罐子里。
她把那串铜板拿出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铜板不多，但每一枚都磨得发亮，象是被人一枚一枚地用手掌心摩挲过无数遍。她知道这些钱是谁攒的。
她把铜板放回罐子里，盖好蓝布，压上石头。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看着外面那条古道。
古道还是那条古道，从永春来，往泉州去。十几年前，陈远水就是沿着这条路把她从缅甸挑回了泉州。几年前，林清石也是沿着这条路骑着自行车来接她出嫁。路还是那条路，人已经不一样了。
她转过身，看见陈远水站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正蹲着逗家安玩。他把一根手指头伸到家安面前，家安两只小手紧紧抓住那根手指头，嘴里发出“啊呜啊呜”的声音，象是在跟那根手指头打架。陈远水蹲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陈阿圆从未见过的表情。
那种表情她不知道怎么形容。好象陈远水这辈子经历的所有苦难——缅甸的炮火、滇缅公路的泥泞、那条断过三次的扁担、那条瘸了一辈子的左腿——所有这些苦难，在那一瞬间都被这个小胖手抓住他手指的那一刻抹平了。
陈阿圆靠在门框上，看着父亲和儿子，不想走了。
但她知道自己得走。她已经是林家的媳妇了，永春那边有丈夫有事做，有公婆要伺候，有田要种，有鸡要喂。她不能在陈家铺子住下来，她回来的时间只有这一天。
太阳偏西的时候，苏阿梅开始往林清石的自行车后座上绑东西。一罐腌茶叶、一坛虾酱、一包金枣、一袋地瓜干、两件苏阿梅亲手做的小衣裳、一双虎头鞋、一条新棉被。
“阿母，够了够了，装不下了。”陈阿圆在旁边拦。
“装得下装得下，”苏阿梅不理她，又从屋里抱出一床褥子，叠了叠塞在竹椅旁边的缝隙里，“永春冷，比泉州冷，晚上睡觉多盖一点。”
陈远水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是一个油纸包，方方正正的，用麻绳扎著。他走到自行车旁边，把那包东西塞进了棉被和竹椅之间的空隙里。
“阿爸，这是什么？”陈阿圆问。
陈远水没回答。他把麻绳又紧了紧，确认那包东西不会掉下来，然后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走进了铺子。
陈阿圆追进去。“阿爸，你塞了什么？”
陈远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