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杂货，”他说，“这是日子。”

    陈阿圆十岁的时候，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她站在陈家铺的柜台后面，个头还不够高，得踩一张小板凳才能看清柜台外面的客人。但她算帐比父亲还快，嘴巴也比父亲甜。

    “三婶，今天的虾酱是新腌的，要不要来一勺？”

    “阿水伯，你上回欠的两分钱什么时候还？我记着呢。”

    “吴先生——来来来，我阿母刚蒸的碗糕，送你一个，不要钱。”

    吴先生接过碗糕，看了看那个踩在小板凳上的小姑娘，终于说了当初想说而没说的那句话：“阿圆，你想不想识字？”

    陈阿圆愣了一瞬。

    识字？

    她在柜台后面站了三年，认得“钱”和“米”，认得“一斤”“二两”“五分”，但她不认得自己的名字。她知道自己是“陈阿圆”，但把那三个字摆在她面前，她一个也不认识。

    “吴先生，”她问，“识字要钱吗？”

    “不收你钱。”吴先生咬了一口碗糕，“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把你识的字，教给你弟弟妹妹。”

    第二天，陈阿圆踩着露水，第一次走进了吴先生的私塾。

    私塾就在村子的祠堂里，三间打通的老屋，摆着七八张条凳。条凳上坐着七八个男孩，最大的十五六，最小的才五六岁。他们看见陈阿圆走进来，齐刷刷地回过头，眼神里有惊讶，有好奇，也有一丝不太好形容的东西。

    十岁的女孩出现在私塾里，在这小山村里，是头一遭。

    吴先生用戒尺敲了敲桌面：“看什么看？翻书！”

    陈阿圆坐在最后排，面前摆着一本旧得发黄的《三字经》。吴先生把手背在身后，踱到她身边，拿过一根炭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

    陈阿圆

    “这是你的名字，”吴先生用指尖点着那三个字，“姓陈，名阿圆。”

    陈阿圆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原来“陈”是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一个东，“阿”是左边耳朵右边可，“圆”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圆——她想起箩筐，想起那颗金枣，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都是日子。”

    她伸出手，笨拙地握住炭笔，在纸上照着描了一遍。

    歪歪扭扭的。

    但那是她这辈子写下的第一个字。

    陈阿圆跟吴先生读了两年私塾。

    两年里，她背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算帐记帐，甚至学会了用毛笔蘸着锅底灰调成的墨汁写春联。她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她是吴先生见过的最珍惜每一个字的学生。

    “你看那些男孩，”吴先生有一次对她说，“他们识字，是为了一张文凭。你识字，是为了什么？”

    陈阿圆想了想，说：“为了以后没人能骗我。”

    吴先生被这个答案震住了。一个小山村的女孩，十岁出头，说出的话像秤砣一样沉。他沉默了一会儿，把一本手抄的《日用杂字》递给她。

    “这本书你拿回去，里面是做生意要用到的字。学完了，你就不用再来私塾了。”

    陈阿圆接过那本书，封面是牛皮纸糊的，里面是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词：天平、秤杆、斗、升、钱、两、斤、担、佘、赊、现钱、月结、年帐、亏本、盈利、关门、开张……

    她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吴先生还多写了两行字：

    人情练达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学问

    那几个字她当时不完全懂，但她把它们背了下来。背了一辈子。

    一九四九年，整个中国都在变。

    路过的挑夫带来了山外面的消息：解放军打过来了，国民党跑了，新政权要成立了。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害怕，有人期盼，大多数人在观望。陈远水不观望，也不议论。他在陈家铺的柜台后面，该卖虾酱卖虾酱，该腌茶叶腌茶叶。

    一天傍晚，一支队伍从陈家铺门前走过。

    不是日本兵，不是国民党兵，是一支穿着灰色军装、脚打绑腿、帽子上别着一颗红星的队伍。他们不说话，不扰民，踩着整齐的步伐，从永春方向来，往泉州方向去。

    陈阿圆站在陈家铺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凉茶。

    她看见最后排的一个士兵——年纪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嘴唇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那士兵看了她一眼，又很快移开目光，脚步不停。

    “兵哥——”陈阿圆喊了一声。

    队伍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停下来。

    她端着茶碗追了两步：“喝茶不？”

    那年轻的士兵终于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