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鬼使神差地，他朝着那片亮着光的屋子，挪了过去。
屋子里坐满了人。
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他们都面朝同一个方向，安安静静坐着，像田里的麦子，被风吹着，却稳稳地不倒。
那个方向的台子上，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灰布衣裳，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粉笔，正在一块黑色的板子上，写写画画。
是任弋。他正在讲怎么处理外伤。
“伤口先用干净的清水冲洗，把里面的泥沙、脏东西都冲干净。”
“然后用烧酒消毒，烧酒没有的话，用度数高的烈酒也行，就是疼一点。”
“最后撒上白药粉，用干净的布条包扎好。记住，布条一定要用开水煮过，太阳底下晒干，不能带一点脏东西，不然伤口会化脓。”
台下有人举起了手。是个织坊的女工，手背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疤。
“先生，白药粉咋做啊？我们自己能做不？”
“能做。” 任弋笑了笑，在黑板上写下几样草药的名字，“三七、重楼、白及、茜草，各等份，晒干了研成细粉就行。三七贵一些，但止血效果最好。没有三七的话，用田埂上长的白茅根也行，挖根洗净晒干研粉，效果差一些，但应急也能用。”
台下立刻响起一阵沙沙的写字声。
有人拿着铅笔头，在糙纸上飞快地记着。有人怕记不住，嘴里反复念叨着草药的名字。前排坐着几个年轻人，穿得比村里人整齐些，面色却不太好，有些瘦，眼下带着青黑。
那是几年前，任弋从外面救回来的流民。此刻坐在这里的，是其中几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中间那个姓刘，叫刘平。他旁边坐着他弟弟，刘安。
刘安年纪最小，才十五岁，却听得比谁都认真。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生怕漏了一个字。任弋讲到消毒的时候，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他想起了他二哥。
去年冬天，他们还在逃难的路上。二哥腿上长了个疮，破了，化脓了，一直不好。没有药，没有干净的水，什么都没有。
二哥先是发烧，烧得满嘴胡话。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就蹲在二哥身边，握着他的手，眼睁睁看着他腿上的疮一天天烂下去，看着他一天天瘦下去，最后连眼窝都深深凹了进去。
死的时候，二哥才十九岁。
那天雪下得很大，他和大哥用破席子裹着二哥，埋在路边的荒坡上。他蹲在坟前，攥着二哥凉透了的手，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那时候，他懂这些知识。哪怕只有一点点。
刘安攥紧了手里的铅笔头，指节都泛白了。把任弋说的每一个字，都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记在纸上。纸的边角，都被他攥得起了毛。
踏。踏。踏。
沉重的、缓慢的脚步声，从门外传了进来。
像一个人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在一步一步往前挪。
任弋的话，停住了。他皱了皱眉，转头看向门口。
台下的人，也都纷纷转过头去，互相看看，小声嘀咕起来。
“谁啊？都这个点了。”
“该不会是隔壁村来听课的吧？”
“听这脚步声，不对劲啊。”
几个胆子大的年轻小伙子，立刻站起身，抢先一步出了门。
门外黑漆漆的。只有夜校的灯光，从门口泄出去，照亮了门前一小片空地。
空地的边缘，站着一个人。
那人的样子，让几个小伙子瞬间愣住了。
他穿着一件破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衣裳，上面糊满了干硬的泥和土，有几处撕开了大口子，露出里面青紫肿胀的皮肉。头发乱糟糟的，像一蓬枯草，沾着草屑和枯叶。脸上全是灰，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里亮着，直勾勾地盯着屋里的光。
他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的，像一根被风刮了一冬的枯木，随时都会倒下去。
“你是谁？” 一个小伙子往前迈了一步，轻声问。
那人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眼睛死死盯着屋里的灯光，像没听见一样。
“你从哪儿来？身上的伤，要不要紧？” 另一个小伙子也开口了。
还是没有回答。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小声说，该不会是个疯子吧？另一个立刻摇头，说不像，你看他身上那些伤，怕是被人打的。
他们慢慢走上前去，伸手扶住了那人的胳膊。
入手的瞬间，几个人都愣了。
太瘦了。胳膊上全是骨头，皮包着骨，轻轻一握，就能硌到手。
那人没有挣扎，也没有说话。任由他们扶着，踉踉跄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