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日深夜，轮到许君竹，贺收陪着她靠在走廊特批地行军床上，她不在刘小刚是否真的是凶手，她只想那条线继续跳下去，她只想他活着。
走廊尽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名值班医生快步赶来，推开icu的门，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刘小刚正在滑向弥留。许君竹一把抓住贺收的手，抓得很紧，眼泪自己掉了下来，控制不住，文哲与布复虑赶到时，许君竹已从icu出来，最有一面时间很短，她推门而出，眼眶发红，面无表情。
布复虑迎上去，“他说了什么？”
许君竹目光垂落，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她没再看任何人，径直往前走，贺收跟着她一同离开。
直至家中，许君竹才在贺收怀里低声抽泣，“他说，仓库的事，对不起——”
死亡对多数人而言是终极恐惧，对刘小刚却是从童年起便持续存在的念头，是一种隐秘的期待。父亲的辱骂与母亲的哭泣构成他最早的记忆底色，两者交替出现，没有间歇，像一台设定好时间的机器，每日准时启动运行。
他记不清自己从几岁开始学会在父亲动手前绷紧脊背，也记不清母亲有多少个夜晚在厨房里偷偷擦眼泪，然后红着眼睛出来给他热饭，那些年月里，家里唯一安静的时刻，是父亲喝醉后睡死过去的几个小时。
十四岁那年，颅底室管膜瘤确诊，父亲停止了对他的肢体暴力，并非怜悯，而是忌惮殴打重病儿子可能引发的刑事后果——一个患有颅内占位性病变的未成年人，任何外力击打都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甚至过失致死的诱因。
暴力转移了方向，母亲成为新的承受者，为筹措医疗费用，母亲变卖了自有房产、外婆的住所，以及所有可折算为现金的物件。外婆后来罹患肺癌，在院子里被父亲持续辱骂，气急攻心，当场倒下。刘小刚始终在场，目睹了全过程。
他不明白，为何同龄人可以毫无负担地活着，而自己却被周围所有人定义为灾星，仿佛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偿还的债务。他恨过，也盼过，盼着某一天自己悄无声息地消失，好让母亲和外婆不再因为他而受苦。
母亲确诊乳腺癌后，在临终前告知他身世真相。他无数次幻想自己并非这个家庭的孩子，幻想成真，但生父并非富豪，而是一个已故之人，即便如此，也一定会胜过眼前这个施暴者。
他动身前往明州，见到了比他年长七岁的谭卫民，谭卫民同样寄人篱下，却呈现出与他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乐观、开朗，被谭伟以淳朴而善良的方式照料着，活在阳光之下。那座孤悬海上的岛屿，却让刘小刚第一次感到踏实。他爱上了那片土地，更爱那个由血缘重新缔结的家庭——那才是真正的家人。
此后他一次次往返明州。为避人耳目，谭卫民与谭伟便以贩卖农货、鱼干为名，交替赴天海，谭卫民曾劝他不必来得太勤，刘小刚知道，大哥是在忌惮他那个“爹”。
刘德明退休不足半年便突发脑梗，偏瘫在床，脑梗后遗症患者的脑血管已丧失自我调节能力，病变区域管壁薄脆，任何血压波动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刘小刚开始系统性地压缩他的生存空间——凌晨一时至六时不定时惊醒他，以言语或声响刺激其交感神经兴奋，令收缩压骤升；日间严格控制饮水量，使血液黏稠度持续处于高位，待刘德明饥渴难耐、终于获准饮水时，杯底早已溶入过量降压药，血压在峰值与谷值之间剧烈震荡，脑血管在痉挛与低灌注中反复撕裂。这种不间断的精密操作持续了数月。刘德明最终二次脑梗，梗死面积累及脑干，全身瘫痪，构音功能完全丧失，连一句完整的指控都再无法说出。
他甚至把谭伟和谭卫民接进家里，当着那老头子的面，同他们说话、拥抱。那是他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有前途，有家人，有盼头。可好日子只过了几个月，脑瘤复发的诊断便下来了。
如今终于死了，于他而言，死不是坠落，是松绑，这辈子太累，此刻才算卸下。他看见亲生父亲牵着母亲的手，在很远的地方向他伸着手，三十四年了，他们终于团圆，他忽然想，谭伟伯呢？随即记起——谭伟伯已成神，自然不会再出现。
“回去后准备怎么审谭卫民？”布复虑问。
“无可奉告。”文哲一脸冷漠，“不过会抓紧。下周一开始封闭培训，一个月。”
“你绝对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代表。”布复虑摇头，“什么培训？”
“犯罪心理。”
高铁站台上，一行人送别文哲，许君竹听着他们的对话开口，“我能参加么？”
文哲略显难色，“你？你不是律师么？”
“我特别想知道一些事情和知识，我觉得犯罪有它最初的原因。”许君竹说，“系统了解犯罪的最初动机，我想知道是什么诱发了犯罪，换句话说，是什么在滋生犯罪，触发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