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接到通知，周栋梁主任连夜召集各班班长，朱娜会在七点四十分拨通我的电话，只说一句：“明早七点四十到校，礼堂集合。”

    有些告别，没有包裹，没有邮票，只是一句话，就落进了整个时代的静默里。

    下午在子路书店，我和晓晓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木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里有旧书纸张特有的气味，混合着墨香，安静而温暖。

    晓晓把那本《文化苦旅》放在桌上，手轻轻按着封面，像是按着什么珍贵的承诺。

    “羽哥哥，”她轻声说，“你的信……我昨晚其实也写了一封，但没敢给你。”

    “为什么？”

    “因为看了你的信之后，”她抬起眼睛，眼圈又有点红，“我觉得我写得太……太肤浅了。你写了那么多，那么深，我写的就像小学生的作文。”

    “不会的，”我说，“你写的我一定喜欢。”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淡蓝色的信封，很薄，只有两页纸。“那……给你。”

    我接过来，展开。

    字迹清秀工整，和那卷《青玉案》一样。她写得不多，只有两页，但每一句都戳中心窝。

    她写第一次见我时觉得“这个男生好安静”，写运动会时看我跑步“心跳得比你还快”，写分科时决定回四中“因为你在那里”，写白桦林那个吻“是我这辈子最大胆也最不后悔的事”。

    最后一句是：

    “羽哥哥，路还长，但只要是和你一起走，多远我都愿意。”

    我抬起头，她正看着我，眼睛亮亮的，等着我的反应。

    “写得好，”我说，“比我写得好。”

    “骗人。”

    “真的，”我把信小心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因为这是你写的。”

    她笑了，低下头，耳朵尖红红的。

    窗外，阳光越来越亮，云层彻底散开了，天空是那种初春特有的、清澈的湛蓝。远处有鸟在叫，声音清脆。

    书店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偶尔的脚步声。

    我握着那封淡蓝色的信，她按着那本夹着十三页信的《文化苦旅》。

    这个情人节，没有玫瑰，没有巧克力，没有烛光晚餐。

    但我们有十三页和两页的信，有一卷手抄的《青玉案》，有一个寄往远方的厚重包裹，有两颗在初春阳光下坚定跳动的心。

    这就够了。

    比世间一切形式，都更珍贵，更真实，更像爱情该有的样子。

    我和晓晓极速发展的恋情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吗？杨莹在省队试训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997年2月19日深夜，北京三〇一医院的灯光熄了一盏。

    凌晨两点，罗京的黑色领带系紧了一个时代的句号。

    正月十四清晨，朱娜的电话、王梅的名单、晓晓在后座上攥紧我衣侧的手——

    我们这代人，第一次以集体的名义，送别一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