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车进自家院子时，母亲正在厨房炒菜。油锅的“滋滋”声混着葱姜的香气飘出来，带着家的暖意。
“去音像店了？”她探出头问。
“嗯。”我把车停好，“晓晓想买任贤齐的新专辑，月底到货。”
“《心太软》？”母亲笑了，“这歌现在可火了，买菜时听菜市场都在放。”
她擦擦手，走到厨房门口：“晓晓那孩子……挺长情的。喜欢什么，就一心一意地喜欢。”
我想起晓晓付定金时认真的表情，点点头：“嗯。”
“你们这样挺好。”母亲说，“互相扶持，一起努力。比那些整天就知道玩的，强很多。”
晚上八点，电话准时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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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起来，听筒里传来晓晓清亮的声音：“羽哥哥，我翻开历史笔记本了——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开始？”
“好。”我也翻开笔记本，“你先说，我补充。”
我们一条一条地对。她梳理时间脉络，我补充社会背景；她列举主要人物，我分析思想影响。电话线成了连接的桥梁，在冬夜里传递着两个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真。
对到“文学革命”部分时，她忽然停住：“等等，这里我有个疑问……”
“怎么？”
“胡适提倡白话文，但当时文言文是正统。他怎么敢……怎么有信心能改变几千年的传统？”
我想了想：“可能因为他看到了趋势。时代在变，思想在变，表达方式也必须变。”
“就像我们选文科？”她轻声问。
“也许。”我说，“传统观念里，理科才是‘正道’。但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羽哥哥，我觉得……我们选的不只是科目。”
“那是什么？”
“一种活法。”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用文字理解世界，用历史审视当下，用政治思考未来……这样的活法。”
我握着听筒，忽然说不出话。
窗外，1996年冬天的夜晚静默无声。但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这个被台灯光晕笼罩的书桌前，两个十六岁的少年，正通过一根电话线，确认着彼此选择的道路。
那不只是文科理科的选择。
那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安放自我、如何与喜欢的人并肩前行的，最初也最郑重的决定。
挂电话时，已经九点半。
我翻开历史笔记本，继续整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笔尖在纸上移动，写下一条条意义：解放思想、传播民主科学、推动文学革命、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翻到某一页时，我忽然停住了。
在页面的边缘，晓晓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小音符。旁边有一行小字，也是铅笔写的，字迹很轻，几乎要看不清：
“和羽哥哥一起听。”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打开台灯，把那一页对着光。铅笔的痕迹在灯光下显现出来——不只是那行字，还有她无意识画下的、一些细小的波浪线。
像心电图，像声波，像某种无声的旋律。
躺下时，已经十一点了。
关掉台灯，房间里陷入黑暗。但闭上眼睛，那些历史事件还在脑海里排列组合：1915，1919，陈独秀，胡适，鲁迅……
还有晓晓画的那个小音符。
她是什么时候画的？是今天自习课时？还是昨晚整理笔记时？
为什么画在那儿？是随手涂鸦，还是……
黑暗中，我轻轻呼出一口气。
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瞬间消散，但心里那团火——那团关于文科梦、关于郑大约定、关于“和羽哥哥一起听”的火——还在安静地燃烧。
窗外的风停了。
1996年冬天，在这个普通的星期五夜晚，世界静默如谜。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然生长——
像冻土下的种子，像藤萝枯枝里的新芽，像磁带里即将响起的、属于我们的第一首歌。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最简单的选择：
“羽哥哥，咱俩都得‘专攻’文科。”
专攻。
然后，一起走到有光的地方。
枕边，历史笔记本静静躺着。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正好照在那页边缘的小音符上。
铅笔的痕迹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像一个小小的约定，藏在知识的缝隙里，藏在1996年冬天的这个夜晚。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音符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我们青春里最珍贵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