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的巨大惯性。

    他能做的，只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职权、知识和来自后世的模糊记忆，尽可能多地为国家、为百姓抢救一些粮食，减少一些损失，在关键的物资调拨节点上，施加一些有利于缓解危机的影响。

    这种戴着镣铐跳舞、在悬崖边行走的感觉，让他倍感疲惫，也让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份“超然力量”的运用，有了更深沉的思考。

    这天，刘建国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四合院家中，天色已然全黑。连续几天在部里开会、协调，与各地来的干部扯皮、争抢有限的资源，让他身心俱疲。

    刚进门，脱下沾着灰尘的外套，妻子唐静娴就迎了上来，脸上带着明显的忧色。

    她接过外套，压低声音道：

    “建国，你可算回来了。

    这形势……是越来越紧了。

    现在别说细粮，粗粮都得按人头定量，一点点买。

    油、盐、糖、布……几乎什么都得要票，还得排长队。

    就这，还经常排到了告诉你没货了。

    有钱有票都未必能买到东西。

    我听前院闫老师说，他们家连点灯的煤油都快接不上了。”

    唐静娴的声音里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刘建国的担忧。

    她知道丈夫位置重要，压力大，但这些最切身的困难，她也只能在家里跟他念叨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