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站在门厅，脚下是一只磨损严重手提箱——正是他来到贝克街时随身携带的那只。
福尔摩斯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没有下楼。
他穿着那件紫色的睡袍，手里拿着陶土烟斗，却没有点燃，只是以一种近乎研究的姿态注视着查尔斯整理行装的动作。
“车夫马上就到。”华生从诊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医疗包，“这里面有镇咳的甘草片，我叮嘱过的绷带和碘酒，还有——别那副表情，凯普莱特——一瓶波特酒，剂量是‘当你觉得快把肺咳出来的时候喝一小口’。”
查尔斯接过医疗包，手指碰到华生刻意平稳的手。“谢谢，华生。”
“写信。”华生说，“每周至少一封，报告体温、咳嗽频率、睡眠时长，还有——是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饮食。牛津的伙食恐怕不比哈德森太太的手艺。”
“我会想念您的炖菜，哈德森太太。”查尔斯转向站在厨房门口的女房东。
她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却空着——这很不寻常，哈德森太太的手总是在忙碌。
“哦，孩子。”她快步走来，用那双温暖的手捧住他的脸，就象他一进门就晕倒那次一样，“你答应我，按时吃饭，夜里别写得太晚，窗户要开条缝但别对着头——”
“我答应。”
“还有，”她从围裙口袋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他大衣内袋，“三个新鲜司康，果酱夹心。路上吃。”
福尔摩斯这时走下最后几级台阶。他什么也没做，只是站定，那双灰眼睛在晨光中显得异常清澈。“凯普莱特。”
“福尔摩斯。”
“牛津距离伦敦53英里。”福尔摩斯说，“邮差会每日往返。”
查尔斯点点头，明白这段话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持连络”。
福尔摩斯向前迈了半步，伸出手，轻轻按在查尔斯肩头，停留了三秒。那触碰很轻，却象某种仪式的封缄。
“你的宫殿，”福尔摩斯低声说，只有两人能听见，“记得留一扇朝东的窗。”
马蹄声在门外响起。
告别在那一刻完成了。
没有更多言语，因为该说的已在无数个深夜的对话、无声的共处、共享的沉默中说尽了。
查尔斯提起行李箱，华生替他推开门，哈德森太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她很久没这么做了。
马车激活时，查尔斯从后窗回望。
三个人仍站在门前台阶上：哈德森太太挥着手，华生举手致意，福尔摩斯直立如桅杆，直到晨雾将他们的身影模糊成一片温柔的灰色。
在这样一片独属于伦敦的雾霭中，他踏上了前往牛津的列车。
车厢里只有他一人。
查尔斯将行李箱推至对面座位下，褪去大衣，在硬质绒布座椅上坐下。
蒸汽机头发出悠长的汽笛，车轮开始转动，伦敦的砖墙、烟囱、招牌缓缓向后退去，象一卷正在倒带的胶片。
他感到的第一种情绪是轻。
一种物理性的轻——胸腔里不再压着42英镑7先令6便士的债务，不再有每周必须产出的稿件字数，不再有在熟人眼中无意识维持的某种姿态。
他只是一具带着病躯、一只行李箱、几件旧衣、一叠手稿和怀中那张牛津入学许可的简单存在。
但这种轻很快显露出它的另一面。
漂浮。
在贝克街221B，他是有位置的人。
阁楼租客，病弱的投稿人，华生的病人，福尔摩斯的共犯与同谋。
那些定义或许狭窄，但它们是坐标，将他锚定在世界的某个经纬度上。而现在，坐标被抹去。
他只是一列开往陌生城市的火车上，一个无人认识，也无处归属的乘客。
查尔斯从内袋取出笔记本和铅笔。
窗外的景色已从伦敦郊区的密集屋舍，过渡到开阔的田野。四月的英格兰乡村是一片由嫩绿、鹅黄和淡棕拼接的绒毯，偶尔有羊群如移动的云朵点缀其上。
诗句开始自行涌出。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铅笔停住了。他盯着那些句子，像盯着别人的指纹。
这不是他的诗。这是叶芝的。
《茵纳斯弗利岛》。
叶芝此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在都柏林念书，或许刚刚开始写诗，但肯定还未写出这首他未来最着名的早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