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什么意思？”萨佐诺夫问。

    “我们一直在问怎么推翻暴君，”赫尔岑说，“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暴君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一直在问怎么赢得自由，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有人会失去自由。”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年轻人，他写了一个故事，”赫尔岑说，“讲的是波希米亚一个小镇上的事，一个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没有人站出来。”

    “就是你今晚说的那个？”

    “对，”赫尔岑点了点头，“我读完以后，整整一夜没有睡着。不是因为那个故事有多悲惨，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旁观者。”

    他转过身，面对着萨佐诺夫。

    “尼古拉，那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他们给邻居帮忙，他们在圣诞节给孩子们买礼物——但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人被送进苦役营，他们明明可以做些什么，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无关呢。”

    萨佐诺夫沉默了。

    “这就是偏见最可怕的地方，”赫尔岑说，“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

    他们走过了滑铁卢桥，河面上的雾更浓了，远处的议会大厦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所以你今晚才会说那些话，”萨佐诺夫终于明白了，“你不是在否定他们的斗争，你是在说，光靠斗争不够。”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赫尔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推翻一个暴君容易，改变一千个人的偏见难。但不改变偏见，推翻多少暴君都没用，新的暴君会从同样的土壤里长出来。”

    “但你也看到了，”萨佐诺夫轻声说，“他们听不进去。”

    “我知道，”赫尔岑苦笑了一下，“我大概是最不擅长说服别人的人了。”

    萨佐诺夫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确实不擅长，你总是把道理说到最极端，然后逼别人选边站。你今晚要是换个说法，也许马里埃蒂就不会赶你走了。”

    “换个什么说法？”

    “比如，你可以说偏见和斗争都很重要，而不是把偏见说成是唯一的根源。你可以说改变偏见是长远的目标，而斗争是眼前的必要。你没必要把两件事对立起来。”

    赫尔岑他不得不承认，萨佐诺夫说得有道理。

    但他也知道，如果今晚他换了一种说法，那些人也许不会生气，但他们也不会真正去思考偏见的问题。

    有时候，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让人停下来想一想。

    “也许吧，”赫尔岑说，“但我这辈子大概也学不会圆滑了。”

    “那倒也是，”萨佐诺夫笑了一声。

    他们继续沿着河堤走着，雾气越来越浓，街灯的光芒越来越暗。

    “尼古拉，”赫尔岑忽然停下脚步。

    “恩？”

    “谢谢你追出来。”

    萨佐诺夫没有回答，只是把围巾紧了紧，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