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赫尔岑声音低了下来，“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只想着用暴力推翻压迫者，而不去改变产生压迫的土壤，那我们推翻的只是一个暴君，换来的是另一个暴君。”

    “产生压迫的土壤？”埃米尔皱着眉，“你是指什么？”

    “偏见，”赫尔岑说，“是偏见让一个奥地利人觉得匈牙利人低人一等；是偏见让一个俄国人觉得波兰人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偏见让一个英国人觉得爱尔兰人天生就该挨饿。只要这种偏见存在一天，不管你推翻多少个暴君，新的压迫都会象野草一样长出来。”

    维托尔德重重地坐了回去，双手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象是在忍受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咬着牙说，“我们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跟偏见是一回事？”

    “我没有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维托尔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把我们的独立运动跟那些压迫者的偏见混为一谈，好象我们争取自由也是在制造仇恨一样！”

    “我说的不是你们的独立运动，”赫尔岑试图解释，“我说的是。”

    “你说的就是！”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是一个叫做拉约什的匈牙利人，“赫尔岑先生，你坐在伦敦的安全地带，告诉我们暴力反抗是错的，告诉我们应该去改变偏见，可是当奥地利的炮弹落在佩斯的时候，能保护我的家人吗？”

    赫尔岑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来。

    拉约什站了起来，走到赫尔岑面前，声音在发抖。

    “我的兄弟死在了维也纳的绞刑架上，我的姐姐在逃亡的路上被哥萨克骑兵追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你告诉我，我应该去改变他们的偏见？”

    咖啡馆里一片死寂。

    赫尔岑看着拉约什通红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问题在于，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维托尔德和拉约什在谈论的是当下的生存，而赫尔岑在谈论的是长远的改变。

    两者并不矛盾，但在情绪激动的时刻，没有人愿意听对方把话说完。

    奥加辽夫看出了局面正在失控，连忙站起来打圆场。

    “先生们，先生们，大家冷静一下，”他举起酒瓶，“酒都快喝完了，再来一瓶？”

    维托尔德拿起自己的大衣，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拉约什尤豫了一下，也跟着站了起来。

    “维托尔德！”赫尔岑叫了一声。

    波兰人在门口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说的没错，偏见不是一天能改变的，”赫尔岑的声音很轻，“但如果连改变偏见的勇气都没有，那我们跟那些沉默的旁观者又有什么区别？”

    维托尔德没有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

    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壁炉里的火苗晃了晃。

    赫尔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久久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