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用一个词形容彼时的德国，就是狂热。
对希特勒的狂热，对纳粹的狂热，对第三帝国的狂热。
一战后的德国，充满恐惧和不安感，导致德国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而受伤的狮子是非常危险的。
街头巷尾的喇叭里日夜滚动着德意志民族至上的宣传，广场上随处可见高举右臂行纳粹礼的人群，万字旗在每一栋建筑的顶端翻卷，把深蓝的天空都染成了诡异的暗红色。
连咖啡馆里闲聊的路人，开口都是种族清洗、领土扩张的疯话，整个柏林就像一台被加满了燃油的战争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疯狂转动，等着奔向终点。纳粹德国在备战。
这份狂热底下，全是即将破土而出的野心，整个欧洲都要被这团火烧到。
温政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他想到，他去日本的所见所闻，是何其的相似。
何其的似曾相识。
一样的狂热，一样的不可一世。
温政深切地感受到，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
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着危险与不确定。
德国在扩军。
德国的征兵条例里有这样的规定。聪明而勤快的人，应该让他去做参谋，因为他会把事情做的到位。但不适合去做主官，否则士兵会被他操练死。
聪明而懒惰的人，应该让他去做司令，因为他聪明，什么也难不倒他，但他懒，那么他就不会折腾士兵。
愚蠢而懒惰的人，适合做普通士兵，因为他们不爱动脑子，也不愿意多做一点，那么只有命令他们才行。
愚蠢而勤快的人，应该直接杀掉，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愚蠢，自以为是，胡乱搞，反倒坏菜。
俄罗斯不一样。
纵观俄罗斯人的征兵史，从沙俄时期，一直到近代为止。有一个中心思想从未变过。那就是先行征召边疆少数民族青壮年，高比例的征召消耗少数民族兵员，是他们的既定国策之一。
一旦征兵征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俄罗斯青年，那么战争就快结束了。
政权合法性也会收到巨大影响。
大清此前是看不起日本的，北洋水师也曾在长崎耀武扬威。但是甲午惨败，官方满臣汉臣才承认此时中国远不如日本。
日本自此成为列强之一，成为洋人洋鬼子，和西洋鬼子并列，被称“东洋鬼子”。
中国人往往陶醉于与日本“同文同种”的危险幻想，最后才发现日本才是最凶残的敌人。
要了解纳粹德国，不能不了解一战。
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力”其实并不匹配。
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为欧洲的另一个“病夫”
当时有两大病夫，一个是“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东亚病夫”。
奥斯曼帝国随后解体，大清疆域由中华民国继承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得不说天佑中华。
随后，奥匈帝国崩盘。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
——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述或控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
一战前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
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
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