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理之前他又去了一趟周城。赵若兰在村口等他，手里拿着那方蓝靛手帕——就是赵若兰亲手绣了兰花和“既至”、柯依柳在春分那天补上了最后一个“至”字的那方。白三生从背包里拿出锦盒递给她，说手帕回到周城了——不是还，是归。赵若兰接过手帕展开，帕角的兰花和“既至”两个字在苍山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靛蓝特有的幽光。她把帕子翻过来看着背面那行极细的小字——“世间最远的不是流沙，是等一个人从流沙里走回来。杨兰因，贞元十七年。”她用指腹在那行字上轻轻摸了一遍，然后把手帕叠好放在杨兰因的老茶花树下那块刻着“既至”的核桃木牌旁边，用手把周围的细土拢了拢。
白三生蹲在树下，用手把木牌旁边松软的泥土轻轻拨开，把锦盒连同那方蓝靛手帕一起埋进老茶花树的根下。赵若兰从既至溪里打了一壶水浇在埋手帕的泥土上，水渗得很快，泥土颜色立刻变深了。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泥，说阿奶的手帕从终南山回到苍山，在杭州过了两个春天，现在终于回到它自己的树下。阿奶的针归了既至，阿奶的手帕归了阿奶——苍山的蓝靛，终南山的雪，杭州的山茶花，都在这棵树下了。
白三生当天的航班回杭州。赵若兰送他到村口，把那把他上次留在苍山的刻刀重新递给他，说这把刀她上次说留给周城杨家，但她想了想，这把刀不应该只在一个地方——杨兰因用它刻了晒经石的碑文，白云禅师用它刻了核桃木牌上的桥，你也用它刻了既至的木牌和明观的画板。这把刀是所有人的手，你应该带着它。以后你每到一个地方，就用它在当地的石头上刻一座桥。白三生接过刻刀放在棉袍内袋里，说等明年开春去敦煌以西找沙中废寺的时候，会在那废寺的残墙上也刻一座。
从大理回到杭州已经是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柯依柳在萧山机场接他，穿着那件墨绿色的风衣，围巾遮住了半截下巴，看到他走出来没挥手也没喊名字，只是往前走了两步让他能第一时间在人堆里找到自己。他推着行李车走到她面前，从棉袍内袋里掏出杨兰因那把刻刀放在她掌心里，说赵若兰把刀还给我了——她让我每到一处新的地方就用这把刀在石头上刻一座桥。明年去敦煌，在沙中废寺的残墙上刻第一座。
柯依柳把刻刀握在掌心里。刀刃上那个崩口还在，刀柄上的包浆更厚了——赵若兰上次还刀的时候大概又用了一个秋天的蓝靛水反复擦拭，给木柄上了一层极淡的靛蓝色。她以前在周城第一次握这把刀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用力；现在握着它，她知道每一刀该往哪里落了。她把刻刀还给白三生，说废寺的残墙上刻第一座，以后每年刻一座。苍山上刻过了，终南山上刻过了，龙泉柳树下刻过了，灵隐寺飞来峰下刻过了。下一个是流沙。
腊月二十九，修复中心放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柯依柳把修复室的门锁好，把温如那把铜钥匙和观音院老屋的黄铜钥匙从脖子上解下来放在工作台上，用方丈给的木质印章在两把钥匙旁边盖了一个“既至藏”。她把印章放回恒温恒湿柜里，锁好柜门，关掉标准光源，把窗台上的吊兰浇了最后一次水，然后走到门口关了灯。修复室暗下来的一瞬间，恒温恒湿柜的指示灯在黑暗中亮着极微弱的光，和药师殿长明灯的火苗隔着半个杭州城在同一片夜色中彼此呼应。她站在门口对着黑暗中的修复室安静地站了片刻，然后关上了门。
除夕。和去年一样，柯依柳值完最后一班岗从修复中心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运河两岸的红灯笼把整条河染成了暖红色，拱宸桥上有人在放烟花，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成一团团金银红绿的光球。白三生在修复室楼下等她，手里拎着两盒从面馆打包的片儿川，肩膀上还挎着那个灵隐寺的旧布袋。他把面举起来晃了晃，说老板娘特别交代——今年除夕的面钱她又不肯收了。她说了，等你们从流沙回来再收。柯依柳接过面，说那这碗面要欠很久了——流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忽然说，其实不欠。老板娘说她爸爸年轻的时候在莫高窟做过讲解员，七十年代的事，那时候温如在那里修壁画。她爸爸见过温如——他不知道那个年轻的女修复师叫什么名字，但他记得她的眼睛，说她的眼睛里有光。后来她爸爸退休回了杭州，在运河边开了这家面馆。再后来她爸爸走了，她接手面馆，看到你和温如年轻时在莫高窟的照片一模一样，她就知道这碗面不用收钱了。她爸爸见过温如，她见过你——这碗面是温如的徒弟吃的，不是欠，是还。
柯依柳听完这段话，低头看着手里那两碗片儿川，雪菜和笋片的香气在除夕夜的冷空气里格外鲜明。她没有说谢谢，只是把面端到修复室楼下老槐树旁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掰开筷子开始吃。白三生坐在她旁边，把辣椒罐打开往自己碗里舀了三勺。两个人在除夕夜的烟花下吃着最简单的年夜饭，头顶是老槐树的枯枝，脚边是花坛里正在休养生息的山茶花苗。杨兰因那棵苗的新花苞裹着银绒毛在